郑南川先生访谈录

内容提要： 郑南川先生是加拿大著名的华文作家与画家，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创作，已经出版了六部诗集，第七部诗集也即将出版，同时他还有多部小说集与文论集。我们以书面的方式就有关问题对他进行了访谈，在这次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史，解答了自己的华人身份对创作的影响、英语创作与中文创作的区别、自我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等问题，并谈到了他对加华文学的印象与认识。

关键词：郑南川；华文创作；华人身份；自我经历与经验

作者简介：郑南川，加拿大作家，诗人，画家，华文文学评论学者。曾任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会长，世界汉学会加拿大学会会长，华文著作独立发行人。胡朝霞，文学博士，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文学与比较文学。

胡朝霞（以下简称“胡”）：您的诗歌创作与个人生活经历有什么关系？

郑南川（以下简称“郑”）：诗歌创作是我文学活动的重要部分。这几年基本上是每年出版一部集子，目前已经出版了的诗歌集有（包括英中文版）六部。第七部诗歌集《随意的情绪》（暂名）也完成了校稿。诗歌创作对于我来讲，不仅仅具有文学的意义，应该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每天精神生活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都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时期，我最初的海外生活记录就是从诗歌开始的，那些诗歌贴心、真切和充满激情，表达着艰难、坎坷和点滴的喜悦。

大凡读过我诗歌的人都有一个印象，我的诗歌不长不短，文字简单，自然流露，写的都是生活琐事，甚至带有笑话与幽默。品味之余不禁让人陷入深思，似乎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内涵，不按照套路也不追求深邃的思想性和哲学批评。其实，这就是我的生活。

我喜欢用“闲诗”来给自己的诗歌定调，因为我的诗歌既缺乏激昂的抒情意境，也没有宏大的诗韵场景，就是把身边那些苦闷与喜悦的感悟用诗写成一种关爱、见解、批评和思考。我写诗的方式也不同于小说创作，从来没有以一种“姿态”坐在电脑前完成过，都是喝咖啡的时间、睡前在床上或闲坐无事时完成的。

写诗需要才华和勤奋，我把这种勤奋当作每天的功夫，多少年走过来，我对自己的诗歌有了自信，也敢说诗歌有了自己的样子。我写诗的最高境界，是将诗歌文学的内涵赋予哲学概念。

胡：您已经出版了六本诗集，即将出版第七本，您在诗歌艺术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郑：前面已经提到一些。具体地说来，我的诗歌艺术可以叫作“自然写作”，追求情不自禁的“随意”表达，这是对诗歌语言和方式的“放纵”。我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生活语言的叙事特点，例如，诗语言的对话、诗的故事化、诗场景的再现，甚至诗小说的跨界，等等。由于这些的特点，诗歌具有了语言简单通俗、生活化、草根的风格。在我的文学活动中，曾发生过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创作“事件”，因为诗歌的叙事性和思考性很强，具有场景、情节和故事特征，我从诗歌作品的叙事主题中获得新的灵感，通过再创作写成了小说，例如在《琴和她的妮西娜》小说集中的作品“引人入胜”“深夜的小吧”“一个男人的愿望”等，就是出自自己创作诗歌“故事”的灵感。

“自然写作”实际上是对诗歌过分追求语言的晦涩、修辞的繁复与意象的罗列的“批评”。“维基百科全书”清楚地解释道：“诗歌被认为是文学最初的起源，其最初发生于尚未有文字的人类社会，以口语的形式流传并与音乐、舞蹈结合。诗来源于上古人类的原始宗教、神话及口传文学、劳动号子和民歌。古时很多诗是可以歌唱的，诗常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因此亦称为诗歌。”这里强调了诗歌的特征是“文学起源”，“尚未有文字”“口语”，来自“号子和民歌”，甚至与音乐、舞蹈有关。诗歌显然是文学最原始的“自然”表达和形式，他的语言也是最为通俗的，是民间的写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文学的“草根”源，这是诗歌最本质和最初的定义。当然，诗歌的形式不能代表诗歌的特征。传统诗歌对诗的形式非常看重，形式的运用与发展基本是为了体现诗歌的美感、利于吟诵，以及使内容更深刻，甚至保留着分行与押韵，或只剩分行。这些都是正常的。

我对诗歌艺术思想的最终追求，是要从简单和细小的生活诗中找到人性的批评和文学的意义。在读完每首诗句号的末端发现哲学的思考。

胡：有学者认为，您的诗歌“草根创作”是对20世纪20—30年代蒙特利尔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及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温哥华的“蒂什”（TISH）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不自觉回应，“并赋予其鲜活的时代特征，体现出华裔新移民在多元化法裔环境中的精神风貌”，您能否具体谈一谈您对这两项诗歌运动的认识，以及它们对于包括您在内的加拿大华文诗歌的影响？

郑：20世纪初期的几年里，加拿大法语诗歌发展确乎超过了英语诗歌，形成了“蒙特利尔派”，其代表性诗人包括埃米尔-内利冈、查尔斯-吉尔、阿尔泊特-洛佐和路易-当丹等四人。他们受到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和维尔仑的影响，在魁北克开启了诗歌革命和承前启后的先例。到了20世纪中期，米隆和他的文学友人创建了“六边形出版社”，对魁北克诗歌改革和民族意识的兴起起了关键作用。米隆被认为是第一位描述魁北克人真实身份的诗人，也是新法语社会文化“重启”的先锋。随之而来的法语诗歌创作，走向了更大众化和民族化的特点，从爱情、宗教、自然和艺术各方面，书写魁北克人内心世界的坎坷与情怀。作品充满着被亲人离弃、寂寞的生活和在孤岛上的苦闷及愤懑和落寞感、情绪的低落和情绪的黯淡。这一时期的英语诗歌也从初期的贫乏阶段走向了繁盛时期。

这一时期法语诗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走向平民与世俗生活，诗歌描述街头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存环境，产生了强大的读者认同感。诗歌具有极强的人格力量，反映现实人们的精神与政治需求，赋予了魁北克诗歌独特史诗般的特征，出现了魁北克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诗歌运动”。相比较而言中期的英语诗歌，更多地强调诗歌的完美性与浪漫，叙事诗和戏剧诗等悠然而生，创作题材上描写自然、爱情和对政治的某些讽刺，等等，英语诗歌显得宽泛和多样化。显然，20世纪上、中期的法语诗歌无论在国家意义和文学价值的民族性上，比英语诗歌更加引人注目。

有学者提出我的诗歌是“草根创作”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不自觉回应”，对于这种观点的说法，我个人的理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自我出国留学的重要时期。简单地说，我是1988年出国的，正值国家刚开始的一段“开放”期。随之而来的中国“新移民生活”，对于每一个移民的人来说，如同一个新人生阶段的开始，也是第一次睁眼看世界。从个人的感受来说，外面的世界根本不了解，更没有实际地感受过。作为感悟中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表达着一种自己对新世界的迷惑和探索，承载着人生悲切与欢乐的交织情绪。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我的诗歌很相似于蒙特利尔“现代诗歌运动”的启蒙“状态”与形式。二是诗歌创作内容与思考的认同。基于出国很多年的文学经验，我一直认为魁北克文学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国家“草根性”。魁北克的文学是年轻的，作家与诗人的作品，无一不是写街头巷尾、贫民，而这些生活平淡无奇。前面谈到的20世纪初期魁北克诗歌的特征，充满着悲切、挣扎与渴望，这正是因为魁北克人面临着国家、民族与法裔文化的认同。所有这些如同我出国一样，身带仅仅三百元美金闯天下，那些刚开始的魁北克经历，同样载满人生的艰难，这些无比的艰难，在文学的诗作中同样流露着苦难和眼泪。

我的诗歌直接受到当地诗歌的感染，与出国最初接触到的魁北克前辈诗人的作品有关。移民魁北克学习法语课程是入籍的第一步。法语课程中，大量阅读魁北克诗歌成为可能，也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自己。

这些年来，在出版了多部诗歌集以后，我深切地感悟到，自己的文学越来越具有魁北克诗人的特征，且越来越有这样的认同感。我的诗歌，就是魁北克自然主义和草根的表达。魁北克在我眼里，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和土地，但是，我们的文学可以出奇地精彩，因为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风格走出了家门。

胡：西方文学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是如何评价西方文学的？

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谈到西方文学对我们这一代华文作家的影响，我认为这是当今华文作家自身文学中最不确定性和自信的问题。多年来与海外华文作家的广泛接触和对作品的阅读，我似乎可以看到某些作品中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影子，这些是极为碎片的，最多只能算有部分“复制”和参考的痕迹。至于作家们对西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论的学习，更是有限。

我对西方文学的兴趣，最早还是来源于国内对西方文学作品有限介绍的几部“世界名著”，真正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文学是在出国以后。对于我这个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穷留学生，出国后十多年间的文学始终围绕着前所未见、艰难坎坷的生活进行，充满着对现实生活的强烈质疑与批评，这是我自觉接受某些西方文学启蒙的开始。这么多年过去，我在不断地学习理解西方文学。在阅读作家代表作品后，在那些眼花缭乱的文学理论及流派中，我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回归到了法国现实主义流派的兴趣上，我的作品无论诗歌或小说都表现出这样的风格。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是，与理想主义完全不同，现实主义文学试图还原出人们所熟知事物的本来面目。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定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觉得比较形象地在我的作品中看到了某些轮廓。

从个人的成长和性格上来说，文学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存在主义等更应该影响主观意识上的兴趣，我之所以不断向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思路迈进，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上人生经历的局限，移民生活与文化差异的书写成为必要；二是对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朴实”接纳。例如，我对像司汤达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相对熟悉，直接影响度就较高，在创作上我也就更乐意追求对具体生活情景的叙事，深挖人物心理描写，等等。这样也逐步形成了自己对文学的“人学”意义中人性道德的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本土文学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加拿大文学相比于中国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作家热衷于时代、国家命运的大书写，几乎所有的名作家作品都具备这样的特征，也成为好作品评价的一个标杆。加拿大文学代表性特征说白了就是现实主义“小事件”的书写，就是具体到个性化故事的书写。20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门罗，她的作品近乎全部内容都来源于贴身的现实“小事件”，讲的就是我们家的故事。誉为魁北克文学的“果戈理”傅歇曼作家的《街猫》，同样是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小故事”作品，讲述的就是底层青年奋斗的辛酸史。

我认为西方文学的诱惑性，通俗地说就是文学内容的无限广阔性和创作形式的全面开放性。各种流派的形成都基于作品复杂的故事与表达的创新。近年来我通过阅读、倾听和学习，对一些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例如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娄和他的作品《雨王亨德森》。这位活了八十九岁，一生高产，八十四岁还出版长篇小说，一生精力充沛，结过五次婚，八十四岁生下最后一个孩子的“奇特”作家，写下了如此惊叹、超越人们想象又具有深远文学意义的“亨德故事”。我读罢兴奋不已，启示颇深。我是三十岁才出国的人，老实地说，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和感动已经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在国外阅读的兴趣我更多还是放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与作品上。这里有“补课”的纯粹兴趣，也有对不同文化下文学叙事意境的强烈追求。这些对我新的创作思路同样有很大的影响，目前，我的一部完成大部分的长篇小说，在整个叙事中就做了新的尝试，也有了开放脑洞和创造奇思的灵感。

胡：您是一个创作多样化的作家，在其他方面的创作情况如何？

郑：我对小说的创作充满着热情，特别是对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一直没有间断。每个作家都有着自己的一个不完整的文学观。我自认为是一位现实主义草根作家，关注文学中的“人学”观念，把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放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关注自己身边人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而且不只关注华人移民，也关注本土居民。我的作品以民众生活为题材，写小经历、小生活、小感悟，追求触动人性的共鸣与感动，具有素描、记实和心境叙事的特点。这些小故事都是对情爱、家庭、道德等多种伦理关系的文本展现，贴心、感人和向上。魁北克是北美唯一的法语区，我的作品也以法语文化为背景的风格显示出来，为自己开拓了一个海外华文写作的独特疆域。我出版了五部中短篇小说，其中还包括了一部法语版小说集。

作为一位写作者，我对华文文学的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兴趣。这可能与我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和毕业于历史专业有关。这些年除了文学创作，我关注研究了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收集了不少资料和研究课题，在《文艺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和大学研究学刊发表了一些论文，就一些学科前沿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被收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华文文学评论将继续是我“创作”的另一个兴趣的领域。

胡：您认为用汉语写作与用英语写作有什么不同？

郑：自从1978年12月国内首批50人公派留学生到美，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移民热潮的开始，英文写作经过几十年后，已经有了“规模化”的成长。于早期的华裔作家不同，新的一批的双语（中英文）写作者的成长，已经成为华人文学的现象和事实。但是他们与华裔（基本是第二代华人）相比，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承载中文母语和中华文化的双重背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上与华文文学作家同类，与早期华裔作家相比较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在形式上这是一个与华文作家创作有别的“华人作家”群体，也是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忽略的边缘群体。

事实上一些用英文写作的华人作家，出国后也经历了文字写作的两个阶段。初期的勇敢、好奇和文化身份的驱使，他们力图用英文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放弃了英文而回归中文写作，其原因母语写作的深入性是不言而喻的，作品的中国文化性故事也是语言表达的兴趣所在。英文写作与写作人的坚守关系极大，作为日趋本土化的作家，英文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中华文化背景参与的西方生活，创作出与西方世界不一样的多元文学，是每一个移民写作人在新土地上的使命与梦想。

胡：您的移民身份对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郑：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华文作家来说是最重要、最难，也是最需要解决好的问题。出国三十余年的经验证明，作为一种文化根源，可以说从出生、读出第一个母语的句子开始，你的文化根本就注定“生殖”于你的生命过程，也影响你一生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存在会始终影响到整个文学观。

简单的例子，作为一个华人作家，尽管我是加拿大人的一分子，是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当然更是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一分子。从文学思想的角度上说，我们展示的文学生活场面一定是属于加拿大的，但肯定有加拿大华人文化的成分。华人作更家要表达我们作为加拿大中国人文化的不同处。这是回避不了的，也是无法回避的，可以说是情不自禁的。

中华文化对华文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在于：第一，从世界地域的概念上说，不同文化特征的世界文学的融合与相互认识，这是人类文学的最终目标。中华文化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责任。作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学来说，它是组成部分。第二，作为拥有上百万中国人的加拿大，无法分离的大中华文化，需要一个“加拿大式的华文文学”，真实地表达加拿大从它出现、到中国人文明在这个国家的意义。第三，作为加拿大华人作家的文学，应该怎么从中华文化的祖地文明与精神中，创造和修改加拿大文学的“命题”，加拿大文学中多元文化的中华元素是加拿大文学天然的颜色。

胡：您是加拿大华文文学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您如何看待加拿大华文文学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期望？

郑：从1988年留学出国以后，由于人生选择的彻底改变，我的文学活动就开始了。客观地说，在加拿大的三十多年里，我经历过华文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在最初的一二十年间，华文文学走的路是比较艰难的，不仅面对着海外华文文学如何认识、怎么创作这样的初级问题，甚至还必须解决个人的生存、创业、文化认同问题。华文文学经历着记忆文学、乡愁文学、中国文学的延续、移民式文学等等。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已经融为一个“世界村”，华文文学的创作也跳出了中国式故事的书写。如果抛弃“技术性”的中文概念，作为华文文学本身，加拿大文学的概念已经涵盖了这一文学的本身。简单地说，加拿大法律规定的文学作品，不同文字的写作都是“加拿大文学的一部分”，均被国家图书档案馆收藏，也均是加拿大文化研究的部分。可以这样说，作为世界意义的加拿大华文文学，今天已经成为移民文学最重要的部分，正走在兴盛和大发展时期。它也成为北美、中国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力量。

作为中国文学的部分，华文文学应该获得国内学界、文化界更多的关注、研究和开发。作为世界文学的部分，华文文学同样应该受到本土文学的高度重视，并纳入实质文化范畴的关注对象。事实上，在加拿大的语言结构的构成中，中文已经是第三大语言，甚至有超越法语成为第二大语言的可能。华文文学的存在和意义可想而知，一个成熟的、更富有活力的加拿大华文文学，一定会走得更远。

胡：您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人，可以谈一谈这方面的话题。

郑：我是一个有好奇心和喜欢尝试的人。当年出国的选择就是自己决定的，连父母都没想到。出国后不易的生活又让我选择了写作，把它记录下来。这两年我的兴趣变得更加广泛，我开始了绘画创作，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国际“全球绘画大赛”中，多次荣获不同环节的奖项。我还开辟了自己的公众平台“北往-魁北克”，YouTube海外平台，微信小视频等，且持续多年，有了不少粉丝，这些小娱乐和小技术操作让我如鱼得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但在这之前自己首先已是一位生活的热爱者和开心玩家。

胡：您如何概括自己的人生哲学和美学思想？

郑：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用简单的话来说吧：我的人生哲学，就是把自己活成一个简单而有着童心的人。我的美学思想，就是用能左右自己的智慧创造一种“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