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岚
近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公映，在国内形成热潮。随后，也开始在海外放映，反响热烈。人们由此重新审视关于“南洋”的前世今生。
（一）
空间南洋 海天万里
今天，人们提到“南洋”，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就是东南亚，并且常常带有一种对那段波澜壮阔的移民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混合文化的怀旧与想象。“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并称为中国近代三大移民潮。尤其“下南洋”，漂洋过海，闯出国门，更是增添苍凉与悲壮。
东南亚，具体指位于中国以南的广大区域，包括：中南半岛：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马来群岛：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
东盟于1967年8月8日成立，创始成员国（5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现有成员国11个：创始5国 + 文莱（1984年加入）、越南（1995年）、老挝（1997年）、缅甸（1997年）、柬埔寨（1999年）。2025年10月26日，东盟扩容，东帝汶加入，东盟10+1，拼图完整了。
我们可以将“华侨华人、华文、华商”理解为一个支撑海外华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三位一体”模型。
华侨华人：主体与根本。华人社会的人的基础，是文化传承和商业活动的承载者。
华文：文化与认同的纽带。中文的语言、文字及其中所承载的价值观、文学、习俗等。它是维系族群认同、内部沟通和传承文化的精神血脉。
华商：经济与社会的基石。指华人华侨群体中的工商业者及其建立的经济网络。它为华人社会的存续与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和组织力量。
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结构”，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海外华人社会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科学概括了海外华人社会的核心特征：
华侨华人是根基，没有人的存在，一切无从谈起。
华文是灵魂，失去了语言和文化，族群认同将逐渐淡化。
华商是血脉，没有经济的活力，社会将难以维系和发展。
这三者形成一个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共同支撑起海外华人社会的繁荣、韧性与独特身份。
在东南亚，华人社团（华社）、华文教育（华教）和华文媒体（华媒）被誉为支撑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它们相互支持，构成了华人社群传承文化、维系认同、争取权益的重要基石。东南亚华文作家，有不少都是“两栖”，甚至“三栖”。
通过“华社、华媒、华校”三大支柱的支持，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性追求的碰撞融合中，不断持续发展。
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东南亚华人社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重要文化桥梁。
（二）
时间南洋 波涛百年
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源远流长历史久远。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可追溯至古代。悠久的文化交往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流传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东南亚华人通过集体记忆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特点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故乡”的诗性探寻——从“记忆故乡”到“回望故园”，再到“重构故乡”，东南亚华文作家完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身份定位。
正是有着中华文化的根性、中华民族的血缘，南洋华侨华人始终与祖国（祖籍国）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现当代中国的三个关键阶段，南洋华侨华人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一，辛亥革命。
南洋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资金、舆论、组织和人员等方面给予了关键支持。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提到“华侨乃革命之母”，其中南洋华侨的作用尤为突出。在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中，都有南洋华侨的身影。南洋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战略性的。它不仅是革命的“金库”和“舆论喉舌”，更是革命的“策划中心”和“人才输送基地”。没有南洋华侨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的巨大牺牲与支持，辛亥革命的进程将会更加艰难和漫长。因此，“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一评价，南洋华侨当之无愧。
其二，抗日战争。
南洋华侨华人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给予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其资金贡献，主要体现在捐款、侨汇以及投资与物资捐赠等。捐款与侨汇总占比，占当时中国军资开支的43%。组织约3200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近50万吨军费物资。并且捐赠了大量飞机、坦克、救护车、药品等战略物资。这种支持也是全方位且力度空前的。
其三，改革开放。
南洋华侨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历史性、开创性和全方位的。贡献体现于资本、技术、管理、市场观念和国际商业网络的引进等等。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他们堪称破冰者和奠基人。假如没有他们的率先参与和巨大贡献，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难以如此迅速和顺利地展开。
（三）
人间南洋 风景无限
在全球华文文学格局中，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融合，展现了鲜明的个性与价值。
东南亚华文文学经历了从“侨民文学”到“本土文学”的转变。在创作中表现出双重边缘意识、历史关怀和东南亚乡土情结。
“南洋”也衍生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象，即南洋文化，它指的是：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本土文化（马来、印尼、泰族等）、西方殖民文化（英、法、荷、西、美）以及印度文化等元素，经过长期交融而形成的混合文化。
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大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走向“建立世界华文文学共同体”的构架，东南亚华文文学因其独具特色的创作个性，在这一共同体中占有重要位置。
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虽同属一个文化圈，但各具个性，异彩纷呈，创作手法上的多元互补，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色。
东南亚华文文学既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选择现实主义作为基本创作方法，又吸收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形成了两者互补、融合的独特发展路径。
它犹如一面文化棱镜，折射出中华文明与东南亚各地文化交融的斑斓光谱。它既是海外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世界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回顾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进程，不由深深缅怀我们尊敬的曾老总，曾敏之先生于《花城》1979年5月出版的《花城》创刊号上刊出了《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一瞥》，对新马泰文坛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扫描。这在那时的国内文坛上，空谷足音，闻所未闻。
陆士清先生在《曾敏之评传》中，饱含深情地写道，《一瞥》的刊出，“为多少年来几乎完全隔膜于外部华文文学世界的大陆文坛，打开了一扇瞭望天光行云的窗口”，《一瞥》在中国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拓荒的意义”。
曾老总在《一瞥》里，曾以《泰华文学》月刊为例，富有诗意地描绘了泰华文艺的状况，那时，泰华文学正在“播种”，“是三月的槐树——开花；是四月的杨梅——结果；是沙漠里的仙人掌——常青”。如今，南洋文苑已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十七年。在中国内地，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事业已经从无到无，从小到大，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壮大。在这个队伍中，涌现了一大批新生力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新人层出不穷，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回望既往，放眼未来，队伍代代相传，事业生生不息，这足可告慰曾敏之先生等世华事业的拓荒者们。
提及泰华文坛，不能不关注近期出版的《泰国华文作家辞典》。“辞典”收录泰国华文作家336位，有介绍，有评析。“辞典”分为三部分：《文脉往昔》，256位，已逝作家；《文风隐逸》，7位，无法取得联系作家；《砥柱中流》，健在老中青作家60位。时间跨度百年。《文脉往昔》卷首语，把泰华已故先贤喻为“泰华文学的奠基者”，“文化血脉的守望者”。卷首语称：“本栏以史为经，以情为纬，力求在有限的篇幅中还原他们的精神风貌与文化担当。”卷首语并指出：“通过对先贤生平、著述与文心的梳理，我们不仅是记述历史，更是在与先辈的灵魂对话，延续那一脉不息的文化灯火。”
读到这里，不禁联想，《泰国华文作家辞典》犹如编撰者给泰华先贤的“情书”，一往情深，澄澈见底。
辞典编者确定入选标准，坚持“文学性”与“历史性”并重。既重视创作成就，也关注那些以教育、出版、研究、组织活动等方式推动文运的人物。可以说，这正是东南亚华文文坛的一个显著特点。
编撰者之一是博夫。博夫撰写序言《为泰华文学立传——他们在南国撑起华夏文化一片天》，把该辞典编撰视为“对这段跨越三个世纪、跨越地域与族群界限的文化征途，所作的一次系统梳理与庄严致敬。”“它保存的，不只是姓名与著作，更是族群在迁徙、融合与再生中的文化脉动，一部写在海外的汉语史，一盏照见乡愁、信念与未来的心灯。”
序言简明扼要地列述泰华文坛的代表性作家，例如，称司马攻为“泰华文坛公认的思想旗手与精神领袖”，梦莉是“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之一”，曾心则是“当代泰华文学的重要标帜”。
序言中，文学代际接续摆在突出位置。“当代新生代作家以跨语写作、跨界思维打破疆界，在中、泰、英三语的交汇处开掘新的文学疆域，使泰华文学由‘侨居之声’化为‘世界之音’。他们的笔触轻盈而深邃，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定义‘何为家园’，让泰华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合唱中独具韵味与温度的一支声音。”
博夫于病榻中进行这项浩大的系统工程，直至生命停止脉动。也可以说，倾力于辞典编撰，犹如个人的庄重的告别礼。博夫，本名樊祥和，1946年出生于苏州张家巷，20世纪80年代东渡日本，后定居泰国，2026年2月辞世。战后一代，从长三角到湄南河畔，他的人生历程，也是南洋文学人多元构成的典型缩影。
杨玲同为辞典的主要编撰者。她出生于泰国，祖籍潮汕。20世纪70年代到中国读书，高中毕业回泰国。长期供职于华文报业。1996年参加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现任副会长。为辞典编撰，她不辞辛劳，奔走于泰北、泰南，穿梭于会馆、校舍与旧书摊之间，“在尘封的报页与泛黄的剪报中寻觅遗文”。如斯钟情于泰华事业，可谓殚精竭虑。
薪火传承，代代不息。这也是《泰国华文作家辞典》给人们的珍贵启示。
人间南洋，气象万千。
（作者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福建省作协顾问，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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