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
![图片[1]-回乡轶事(四)/起大厝-华闻时空](https://hwsk1.oss-cn-shanghai.aliyuncs.com/2026/10/ff6a4298f246bbf8edf7bbe6eaba3b7f-1.jp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quality,q_90/format,webp)
福建许多地方,房子叫作 “厝”,“起大厝”就是盖大房子。
回乡两年多,我经历了三家 “起大厝” 。生产队劳作之余,我不是在帮工“起大厝”,就是在去“起大厝”的路上。
我家的房子,始建于1972年。1975年我高中毕业回乡,房子仍未完工,只能勉强入住。
建房的钱,是外公从南洋寄来的侨汇。外公最初同意,给我家建一座两层四间、带厅堂的传统民居“三间厢”。
“华侨建房,”一个族亲说,“格局”要打开,放大规模。盖都盖了,要“起大厝”。家里一商量,便改成了两层十间(含厅堂,下同)的 “四目厅”—— 严格说算不上“大厝”,却比原计划大出不少,所需资金也远远超出外公当初的承诺。
外公很生气,问题很严重,当即停寄建房的侨汇,房子就成了“半拉子工程”。而且还欠债。父母眉头紧皱,外公寄回不多的生活费,凑起来还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1975年,外婆从南洋回来,看到家里未完工的房子,心里不是滋味。经她返回南洋后劝说,外公才恢复寄回建房的钱,家里这才建起钢筋混凝土的凉台,做了木楼梯,又铺了两间楼板,房子总算基本完工。
那时候木材紧缺,政府管控极严。父亲有位战友,在县医院开救护车。他对我父亲说,“木材运输的事,”他拍着胸脯,“奶奶的,就交给我了。”他冒着被单位处分的风险,月黑风高之夜,用救护车把我家里急需的楼板,闯过层层关卡,从山里运出来。
这份肝胆相照、有困难一起扛的“战友情”,我们全家感念不尽。
同一年冬天,我三位堂舅家,也开始 “起大厝”。三堂舅年纪小,主事的是大堂舅和二堂舅。堂舅是我外公的侄儿,建房资金同样来自外公的侨汇。他们建的房子,规模比我家大得多,是两层十八间的“五间厢”,悬山顶,燕尾脊,是真正意义上的 “大厝”。
堂舅家建房,施工方式很特别 —— 不是按部就班从地基往上逐层建造,而是先抢建正面的立壁,用最短时间把前壁率先“封顶”。远远看去,像是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有些荒诞怪异。
我问堂舅,为什么这样盖?堂舅说,建房是经过审批的,但基层干部也有一些“土政策”,到指定日期会派人突击检查。谁家房子盖到多高,就默认那是“合法限高”,不许再超高。堂舅家的前壁“封顶”,刚好掐在检查的节点,也算“偷袭成功”。
一年之后,这座大厝便基本完工。
紧接着,我表叔家也开始 “起大厝”。表叔的父亲,是我的姑丈公,一家人早年 “走番” 下南洋,只留长子(我表叔)在国内。他家建房同样靠侨汇,也是两层“五间厢”,雕梁画栋,气势不凡,还配套建有灶房、餐厅、杂物间,和堂舅家的房子大小相当,却更完整、更精美。
老一辈人宗族观念强。三家侨汇建房,我家是外公的外亲,房屋最小;外公的内亲堂舅家,便建起气派的大厝;表叔是姑丈公的亲儿子,大厝就建得富丽堂皇。亲疏远近,一点不含糊。
堂舅、表叔家都是华侨出资“起大厝”,我们这些去帮工的,就六个字:吃大户,磨“洋”工。
主人家管“一日三餐”,午饭和上、下午两次“点心”。午餐是白米饭,鸡鸭鱼肉样样不少;上午点心是热汤面,下午是白馒头。那日子,吃饱不饿。“比过年吃得还好。”一个帮工抹着嘴说。
我们小工只干搬石头、运砖瓦、搅拌水泥沙土之类的杂活,不算重体力。工匠师傅和帮工心照不宣,华侨“起大厝”,干起活来就慢吞吞,急事缓办,闲事拖着;能缓就不急,出工不出力。
歇下来的时候,女人们围在一起,家长里短,八卦狗血。堂舅、表叔的大厝,都立着四根粗壮的石柱子。“带石柱的大厝有 ‘阳刚之气’,”一个女人说:“家里会多生男孩。”女人们都信。
男人们则人手一根烟,烟丝敞开共用。抓一撮金黄烟丝,拿一张小长方纸,卷成 “大炮” ,美滋滋吞云吐雾,天南海北地闲聊。有位师傅说,去年他曾建过一座更大的“七间厢”,两层二十六间,也是侨汇所建。主人去银行取几万块现钞,就装在麻袋里。他学着“鬼子腔”,“一装一麻袋,统统的,套进鸡笼的干活”,主人装作背鸡笼的穷人,用这“障眼法”安全回家,“八嘎,土财主狡猾狡猾的”。
还有一位工友,吐一口唾沫,说,这不算什么,他家祖上建的两层 “五间厢”,整整花了“三十五斤黄金”。又说,“现在起‘五间厢’,想来不会少于五万元。”
1997年,我去南洋探亲,亲眼所见,二舅、三舅住的,只是普通公寓;外公留下的寓所(由大舅居住),也只是两层小别墅,和我家的“四目厅” 差不多大,远不及国内的 “五间厢”阔气。
那回,二表叔(国内表叔的亲弟弟,年约三十岁)开车接我去商场,在地下停车场停车时手忙脚乱。二舅说,这车是他自己挣的钱,刚买的,他父亲不给他买。南洋都这样。
有一天,二舅带我去看望一位同乡“老狮”(老人)。“老狮”五十多岁,“在南洋打拼几十年,”二舅说,“一直靠修自行车为生。”他又黑又瘦,光着膀子,盘腿坐在路边简陋的修车棚里,身患重病还在坚持做工。他的子女都在家乡,建起了两层“五间厢” 大厝。
二舅说,老一辈的华侨,在海外很多过得并不宽裕,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大半都寄回老家,用来 “起大厝”。
五十多年过去,世事变迁。我们兄弟姐妹都迁居外地,老家的 “四目厅” 已空置。三位堂舅各自盖了新房,当年的 “五间厢” ,东西两厢被拆改,老厝无人居住;只有表叔的“五间厢”,如今还正常居住。而那座传说花了“三十五斤黄金”建起的 “五间厢”,后辈们早已“另起炉灶”(另建新居),也空落多年。
2007年,我去丹麦旅行,从赫尔辛格到哥本哈根,五十公里的海岸线公路两边,都是连绵的独栋别墅。“这些别墅建于几百年前,”导游指着窗外,“至今依然坚固美观,周边花草盎然、树木葱郁,既是居所,也是代代相传的财富。”
在我老家,人生有三大事:起大厝、娶媳妇、做风水(修墓)。赚了钱,“起大厝” 是头等大事,不少人为此花光毕生积蓄,甚至举债。
几十年过去,当年建起的大厝,大多空置,又不能随意转卖。若宅基地不被征用补偿,老一辈积攒的真金白银,便付诸东流。那些无人居住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日渐破败(今年莆田“9・4”大水灾,大量民房倒塌),需要修缮维护。某种意义上,反倒成了“负资产”。
如今莆田有些地方,号称 “一线农村”,新建民房高楼林立,有的金碧辉煌,极尽奢华。
古人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回乡轶事(五)/“十一九” 枪声
“危险!阿紧(赶紧)跑!” 我正骑着自行车赶路,身后忽然传来急促的呼喊。是高中的陈同学,他蹬着车飞快追上来,脸色煞白。
“出什么事了?” 我急忙刹车。
“江口‘武斗’,开枪了,倒了好多人!”
我这才隐约听见远处传来的枪声。陈同学车头一拐往前冲,我立刻紧紧跟上。约莫骑了一公里,到岔路口的一棵龙眼树下,我们停下车,扶着车把大口喘气。
他惊魂未定,说自己是去江口街贴标语 —— 是江口公社一位领导通知的。他是大队文书(管开字据、盖公章),便跟着去了。“我们刚要进公社院子贴标语,里面就直接开枪了。”他声音发颤,“好多人中弹倒地。他妈的,亏老子跑得快,才捡回一条命。”
“公社通知去的,怎么会开枪?” 我不解。
“公社干部分成两派,一派掌权,另一派干部叫我们去贴标语,‘当权派’就下令开枪。”
道别后,我们各自匆匆回家。
这便是当年轰动莆田的江口 “十一九” 事件。
1976年10月19日,江口公社五星等十一个大队的群众与盐场职工,共一百六十多人,到江口街张贴庆祝粉碎 “四人帮” 的标语。上午九时许,约七十名群众准备进入公社院内张贴,遭到公社里面的人开枪阻拦,造成三人死亡、六人受伤的流血事件。
“十一九”事件发生后,上级迅速介入处置,清查与 “四人帮” 有牵连的人和事,抓捕江口公社涉案的人员。
当年十二月的一天,生产队长通知我:明天一早到公社集中,去县城参加公审大会。我从没见过这阵势,追问缘由。队长说,那段时间涵江公社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一名边防战士被流弹击中,不幸身亡;涵江公社的一位“头家”(领导) 也被公审,所以组织我们涵江公社的群众去参加,“以儆效尤”。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坐上公社的手扶拖拉机,准时赶到莆田县体育场。九点多,刑车缓缓驶入场内。我挤在人群里,看见车上押着涵江公社那位“头家”、江口公社涉案的三人,他们脸色灰白,双手反绑,背上插着写有姓名、并打了红叉的长条牌子。其中一个“十一九”事件的枪手,不过二十出头,抬头望了望天,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公审大会宣布,四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返程的路上,拖拉机一路颠簸,满车人沉默不语,气氛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说一位“十一九”事件的幸运者。
1980年春节,初三,大学(1978年,我上了大学)学弟小郭来我家串门。我带他逛了不远的千年古刹囊山寺,顺路走过我的高中母校江口二中(毗邻囊山寺,即将搬迁)。
小郭邀我初五去他家—— 江口公社东大村,地处莆田与福清交界,路途不近,我有些犹豫。他说:“韶溪就从我们村流过,村里也有很多姚姓族人,是你的本家。”
相传宋代大儒朱熹夜宿福清某地,闻潺潺溪水声如韶乐,便取名 “韶溪”。顺流而下,流经东大村一段叫“蒜溪”。据说明代姚姓先祖某公入闽,定居韶溪之畔,后人便以“韶溪郡” 为姚姓堂号。我们村大户人家门楣上,都挂着 “韶溪流芳” 的牌匾。凭着这份“韶溪”渊源,我答应赴约,权当一次“寻根”之行。
初五那天,我如约到了东大村。小郭早已在村头等候。寒暄过后,我们就沿着一条溪流前行。又逢枯水期,溪谷只是涓涓细流,乱石杂陈。溪边有枯黄的芦苇,嫰芽初吐的香樟树,乌桕的树叶染着紫红。他指着溪谷 ,“这就是你们姚姓的‘母亲河’韶溪。”
到小郭家,他去泡茶备点心,我起身看墙上的照片。一张结婚照格外醒目:男子一身绿军装,女子面容清秀,梳着两条短辫。“这是我姐和姐夫。”小郭递过热茶,说,他姐姐曾是村宣传队的,在《白毛女》里演喜儿。
当年东大村宣传队演全本《白毛女》,轰动莆田城乡。三个“喜儿 ”扮演者(分别扮演黑发、灰白发、白发的喜儿),个个貌美如花(不说一个大队,有的公社都很难凑齐三个年轻貌美的女演员)。没想到我竟来到“喜儿” 的家,心里盼着能一睹芳容。可她当天出门游春去了,终究没能见到。
我又看到一张照片,小郭站在江口公社门口,精神抖擞。
“你在公社工作过?” 我问。
“我当年在江口锦江中学代课,是公社的积极分子。”
“‘十一九’事件,你应该清楚吧?”
“嗨,差点‘呜乎哀哉’了,我真是命大。”
他说,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他在锦江中学,接到领导通知,要他去守卫公社。他因流感发烧,全身酸痛,就请假回家,没去公社,才躲过一劫。
“那三个被‘立即执行’的,我都熟。”他长叹一声,转身去拿桔子。
后来小郭很少提起那段日子。有一次喝多了,他红着眼圈,只说了一句:人这一辈子,生死就在一念之间。
再说一位“不幸中之大幸”的受害者。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1983年春天,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在单位附近的陶然亭公园,见到年轻的军官、老乡小李。
我们在公园里一家茶馆坐下,叫了茶。他抿一口茶,自报家门:“我是林老师的女婿,正好在北京进修,林老师让我来找你认识一下。”他乡遇老乡,不亦乐乎,格外亲切。
我高中的林老师,早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校。那时我们中学不开美术课,他负责校园里的宣传写写画画,还指导我画过水粉宣传画。有段时间,林老师身体欠佳,他女儿丹来江口二中念初中,便于照顾父亲,我因此认识了丹。
聊起林老师近况,又说到丹。“嫂子好吗?”我问他。小李笑着说:“她是我小姨子。”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小李娶的是林老师的大女儿珠 —— 我并不认识。
我早有耳闻,“十一九” 枪击事件中,林老师的大女儿珠,腹部中弹,命悬一线,经抢救脱险。
小李娶了珠,这份担当与情义,让我既敬佩又惊讶。“我们早就订了亲。”小李说,“她伤好后,我们就结婚了,很正常。”(后来珠顺利生下儿女,一家人日子过得平顺)。
小李说得云淡风轻。我心里问,如果换一个人,也会这样选择吗?
一晃五十年过去,回想江口 “十一九” 那阵枪声,恍如昨日。
(本文作者凭记忆记叙,如有错漏,敬请知情者指正。)
回乡轶事(六)/ 我的高考之路:歪打正着
10 月 21 日,一个难忘的日子。
1977年,“历史上的今天”,我正在生产队参加 “学大寨” 修梯田的劳动,田间广播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决定恢复高考。下午我赶到大队部,很多人围挤在一起,争看当天《人民日报》的头条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对我而言,恢复高考像是“开天门”(绝境里看到希望)。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回乡知青,不是大队积极分子,也没有任何 “官方” 门路。在那个靠推荐上大学的年代,我早已断了读大学的念想。
恢复高考,读书改变命运成为可能。可真要凭本事“真刀实枪”上考场,我心里又不免忐忑。我的文化底子,也就是 “半桶水” 。这点我有自知之明。
“复课闹革命” 后,我读的是 “戴帽初中”(当时叫“新生事物”)—— 小学附设的初中班,除了教材是初中版,师资全在小学里调整。没有合适的教师,就找几位本村的老三届知青代课,物理、化学、英语课,时开时停,课程断断续续,谈不上系统学习。
1972 年,我升入江口二中,这所学校也是刚由初中升格的 “戴帽高中”,师资同样紧缺。班主任是民办教员,连正式编制都没有,高一第一学期不开设化学课。我们高中原本要到涵江五七中学就读,却意外被江口二中录取,全村同学都有情绪。几个男生还结伴去涵江公社 “请愿”,要求转回涵江五七中学,结果就是没有“结果”,石沉大海。
集体转学无望,大家情绪低落:有人托关系转学,有人报名参军,留下的男生大多逃课、打牌,学业荒废(直到高中毕业,我们村男生竟无一人入团)。班主任还专门到我家家访,说我逃学。
恰逢家里盖房缺人手,1973 年初,我便休学回家帮工。后来教育政策调整,学制由春季入学改回秋季,我休学半年后复学,1973 年秋重返江口二中,重读高一。
真正回家干活,方知“万事皆辛苦,唯有读书好”。重返校园,我格外珍惜读书机会,不再逃课混日子。但新的问题来了,上数学课我幻想着当作家、画家,语文课想着当工程师,总是走心,胡思乱想。
客观形势也不容乐观:批林批孔、评《水浒》、张铁生 “白卷事件” ,接连冲击校园,形势比人强,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
我想读书,却静不下心,浑浑噩噩,混到 1975 年夏天,高中毕业。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也想报名“试一试”。当时,我们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学大寨”修梯田的劳动。乡里乡亲,我们要不要参加劳动,队长让我们“自己看着办”,网开一面,我们有了复习的时间。
问题来了:高中课本丢到爪哇国去了,所剩无几。
幸好,1977 年夏天,我当上了大队夜校文化班教员,一同任教的还有三位毕业于涵江五七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学业扎实、课本齐全。这样,才凑齐全套高中教材,我们轮流阅读。
复习时,我们几人也一起讨论,解决了一些学习中的问题,互相鼓励,有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我也参加了高中母校江口二中的复习班,只是寂寂无名的“普通一兵”。
复习过程中,我被高二的物理、化学难住了,一大堆结构复杂的“乌龟壳” (化学分子结构图),看得我一头雾水。
高考志愿分大学理工科、文科,以及中专,三条路,何去何从?这又是一个问题。父母都是地道农民,以为高考就是“考状元”,给不出任何报考志愿的建议。报什么志愿?我不敢问老师。
我向熟人阿肉说了困惑。“我看你(读高中时)整天都在引水渠下打牌赌钱,还考什么‘狗屁’大学。”他正牵着吃草的奶牛,吐一口唾沫,“啊呸,你要是考上大学,牛都会长甲。”
我好像啥也不是,但你也别小瞧我,不要太相信我“卖惨”。我的数学还是有点底子的。
我对报考大学理工科信心不足,而中专同样要考物理、化学。别无选择,“逼上梁山”,我心一横,奶奶的,就报文科。
莆田历来重理轻文,我的母校不开设文科复习班。我“环顾四周心惘然”,同学、同乡中,读过高中的,竟无一人报考文科的“同行者”。我是报考文科的 “独行客”,内心惶恐、挣扎,无人讨论文科知识;没有身边的参照对象,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一位老师得知我报文科,直言:“你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语重心长,劝我慎重考虑。
文科录取率远低于理工科,我也知道希望渺茫,但万一呢!
我也做了两手准备:若文科落榜,就用半年时间恶补数理化,备战 1978 年夏季高考。
熬过了心情如“过山车”般高低起伏的两个月,1977 年12月16日,我抱着 “试一试” 的心态,走进高考考场。
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四科考试,有枣没枣打三竿,做满卷子才是王道,我总体发挥“基本正常”。只是作文题让我发怵 ——“ 《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 70 分(语文满分 100 分)的权重,作文写砸,就基本凉菜了。
从小学到高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英语和作文。英语要死记硬背,写作文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我生性疏懒,向来视之为畏途。
面对高考作文,我只求不离题,保住基本分。苦思冥想,抓住铁人王进喜的一句话,“天天说英雄,这才是英雄咧!”,望文生义,借“题”发挥,写得磕磕绊绊。直到考场铃声响起,我还在埋头苦写,最后一个离开考场。
考完回家,我“意难平”,捧着数理化教材复习,不敢松懈,默默准备 1978 年的高考。
春节过后,一封录取通知书寄到我手中,一所不错的大学,知名学府,中文系(真应了那句老话,“怕什么来什么”)。理想照进现实,我喜出望外。
阿肉说,你是走了“狗屎运”,高中生都去考理工科了,让你捡了便宜。
我们夜校四位教员,三人榜上有名。那天,我们三人小聚,犒劳犒劳自己,一人说,“我们终于不用‘拿锄头柄’了。”一人说,“也不用‘光脚’(做农民)了。”
邻座也有人庆贺“金榜题名”,喝高了,一人胡子拉碴,应是“老三届”的大哥,“内牛”满面,不能自已,带着哭腔:“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借一壶浊酒,浇胸中块垒。
回望我的高考之路,时也运也,主打一个“歪打正着”。
有时不免自问,换一条赛道,理工科或者中专,我能不能胜出?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