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无论是真实的中国形象，还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都在西方“期待视野”之中。
1938年，在中国镇江生活了18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以其真实形象的文学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以客观公正的观察，使大多数西方人看到了相对真实的中国形象，对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改变国际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起了重要作用。
▲赛珍珠（Pearl S. Buck）在中国的童年和传教经历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小说《大地》，凭借此书她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图为南京大学赛珍珠旧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然而，这一情形在1949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变化。一些所谓“新历史主义”电影，引发了一波意识形态对抗和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形象的歪曲。
因此，有西方媒体将中国积极引导民族文艺创作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解读为“呼吁创作符合中共民族主义叙事的作品”，出现这样的言论就不足为奇了。有些西方人从未发自内心地想要真正了解真实的中国。
民族主义的多面性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在世界范围内，种族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语言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是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几副面孔。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发挥过巨大的破坏作用。白人中心主义与种族歧视的暗通款曲，西方中心与边缘文明的双重赋魅，对内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对外实行霸权主义的双标，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刻意打压，不过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揭示的其他文明的崛起导致的一种“西方的反抗”。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图片来源：新华出版社）
不过，这种攻击在历史和现实面前都显得软弱无力。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已经成为世界性公共知识，美国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对此也有过较为准确的描述和分析。
事实上，几千年间，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而这一历史进程，在1840年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所冲击。民族与国家的双重命运危机，深深镌刻在中华各民族“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集体记忆中，镌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
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独特历史文化基因被激活并转换为命运共同体意识，是西方列强没有想到的。“家国同构”的历史文化基因与“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使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中华民族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高度融合在了一起。
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必须继承历史馈赠的宝贵资源，必须客观评价各民族的历史贡献，才能有效应对敌对势力以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各种企图。
▲202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各族群众喜迎国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民族文艺创作的制度背景
至于中国民族文学艺术，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就明确规定：“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固有的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发展。”
因此，发展中国各民族文学艺术，具有提升中国各民族文化发展水平、促进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各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的多重考量，这一点是中国奉献给人类的智慧和经验。
也正因如此，1949—1979年间，中国出产的民族题材故事片、美术片、纪录片就有98部，《五朵金花》《刘三姐》《芦笙恋歌》《阿诗玛》《农奴》《苗家儿女》《阿凡提》等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
▲电影《五朵金花》剧照。
国家层面的倡导与各民族作家艺术家的自觉响应，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鲜明特征。事实上，这一特征在人类文艺史上并不多见，也可以说是西方艺术生产理论的盲区。而这种人类文学艺术史的罕见情形，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民族政策直接相关。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一刚性的宪法规定，为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创设了国家制度环境。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宣传标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西方担心的到底是什么？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进一步将各民族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高度统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分，文明不可断”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底线。
在中国，国家利益与各民族利益的高度融合，辐射到国家治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各个领域。经济领域，中国提出了“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共同富裕”目标；而发展文学艺术，则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方面。
作家王蒙在《这边风景》中对汉、维吾尔两族人民相互理解与关爱的叙述，作家李娟在《我的阿勒泰》中对汉族与哈萨克族情如一家的描述和赞叹，都是典型的个体创作行为。按生活本来的面目描写生活，既是世界文学，也是中国文学遵守的共同准则。只是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国家往往会成为一个公共背景，并与生活在其中的每个民族产生频繁互动。
西方对中国的担心，源于西方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创伤。而真正了解中国的方式，则应该是带着善意来到中国。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教会了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我们也同样希望能够被无差别的对待。从过去到现在，打开真实中国的正确方式，就是心怀善意，扔掉有色眼镜，以己度人。我们相信，每一位来到中国的友人，都能感受到中国“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丰富内涵。
（作者 大连民族大学 李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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