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项目“文化融合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
– First Frost“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文化融合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项目编号2022CXTD02)
张福贵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百年中国，百年之变。百年之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百年之中人们所经历的人生变故，可能都是以往同等时段历史所不能比拟的。回首百年，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也同样呈现出波峰浪谷、百转千回的发展过程。
历史的重大事件和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社会变故中十分显在的现象，而其内在发生机制则是思想文化的深层作用。或者说，百年中国巨变最深层的动因和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思想文化的变化。同样，当我们说到当下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时，一定不会忽略其中的文化之功，也不能简单地用物质文明发达而精神文明滞后来解释和评价这种社会发展。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硬实力——构成一个社会的人文传统，构成人的知识结构、精神气质和社会的组织机制和价值导向。有人文传统不一定导致社会的发达，但是社会的发达一定有优秀人文传统的文化功力在里面。当然，人文传统或精神文明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提升和完善的问题。不论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着何种不足，但是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人的公益意识、环境意识、权利意识等方面发生的根本的变化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传统中国人向现代中国人转化的思想标志之一。我一直认为，中国在“四个现代化”之上应该加入另外两个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也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人才能设计和实践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所以说，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全面推进，并且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模式。
01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新全球化”理论
近年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政治和经济行为，都预示着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浪潮的强化，其对世界的整体走势和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发展构成重大影响，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模式也都将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世界文明分化和国际矛盾激化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这可能是当下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严肃课题。在当前的态势下，强调世界的同一性和整体性，进一步强化和阐释中国领导人近年来一直积极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前瞻性意识及其世界性价值，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和文章中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经过几年来的不断阐释和世界大势的新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已经从以国际关系为出发点的基本构想，成为一种新的世界发展的整体性理念和文明观，为解决全球矛盾和国际冲突提供了基本思路，具有高远的前瞻性和超越性。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必将会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包含有对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全面思考。“新全球化”思想不只是一种整体性的全球理念，也是一种全局性的世界伦理，从而表现出新时代中国在世界大势里的责任担当与道德情怀。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和而不同的“新全球化”思想的确立，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思想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其所包含的前所未有的超越性的思想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既是中国对世界的责任担当和中国智慧的彰显，也是为世界文明发展所确立的人类性尺度。虽说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世界秩序的重新建构，从局部到整体，从理论到实践，人类社会全面深入地实现“新全球化”思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其价值和影响将会越来越被人类社会充分认识与实践。
02
百年党史和百年文艺的逻辑演进与艺术呈现
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关系问题的探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但是，在探讨这一问题时过度拘泥于其中的具体组织领导、文件纲领、作家活动和作品内容等方面的直接关联，而相对忽视在百年文艺史特别是现代文学史中社会主义思想、新文化思想与整个文学史的关系，这种相关性不是简单地搜寻具体特定对象的文学创作，而是注意把握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的普遍具有左翼倾向的文学。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就是在一种“党史精神”引领下的文学创作，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新文学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不一定是直接的，更多的是通过思想—社会—作家—作品等环节潜移默化实现的，所以说是一种“党史精神”的引领。在这种“党史精神”的引领下，百年中国文学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大党史文艺”的特质。
从历史的逻辑看，中共“党史精神”与中国“大党史文艺”发展具有时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具有内在的思想关联和时代的深刻含义。
作为基础常识，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在时间上几乎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并不是来自后天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学科专业划分时采取的划分方法，而是其中有着历史自身内在发展逻辑的一致性的。或者说，后天的技术上的确认来自逻辑先天的决定。这种时间的因缘关系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时间的起点也是思想的起点，其中的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在发生作用，是具有前沿思想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外来政治思想影响的结果。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共同文化立场，成为中国新文学和中共新政治的文化母体。中共党史与中国新文学史走在一起，二者互相重叠又互相促进，其时间起点的一致性来自历史逻辑和思想发展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极其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与政治发展的亲缘关系。
对于百年文学的政治化倾向，从来就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作家自身主体性弱化、艺术性衰退的结果。与此同时，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视为中国新文学政治化的思想根源。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具有政治的逻辑、艺术的逻辑和伦理的逻辑支撑，而最为重要的是历史逻辑的作用。历史逻辑有两大发展特征：一是线性发展，一是非线性发展。百年党史与百年中国文学及其关系发展的典型特征是线性发展：“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艺、解放区文艺，直到社会主义文艺，“党史文艺”和“大党史文艺”就是一个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崇高美学是人类一种抽象的共识性的审美范畴，是人类艺术创作的普遍审美追求。崇高美学在美学发展史上始终是人们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从古罗马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开始，经哈奇生、博克直到康德、席勒以及克罗齐、利奥塔德等人的不断阐释，崇高美学理论不断系统化和多元化。但是这种思辨哲学大多有一个相近的倾向，就是注重从抽象形式上论辩崇高美，逻辑体系的建构重于美学实践的分析。其实，崇高美在文学创作和接受的过程中，与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接受者的思想倾向密不可分。崇高美的认同要立足于人类和阶级、民族价值立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可能对作品的主题的思想倾向、人物的政治文化立场和伦理价值观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
百年党史与百年文学相贯通，以“党史文艺”为标志的百年文艺发展在美学风尚上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史传性宏大叙事。百年党史和百年文学都是一种历时性的发展过程，“党史文艺”的题材决定了创作的非虚构特点，作品具有史诗性和传记性，表现为一种宏大叙事的审美特征。
第二，崇高英雄的完美形象塑造。崇高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党史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渴望崇高是人类共有的一种人生追求，也是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审美创造。
第三，正义伦理的悲壮书写。崇高美是“大党史文艺”的普遍特征，但是在狭义的“党史文艺”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党史文艺”的基本审美形态是崇高美，崇高美在“党史文艺”中往往表现出两大特征：力量感和悲剧性。前者来自意志，后者来自牺牲，二者共同的精神支持是坚定的信仰。
03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
从文化自信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一种历史的逻辑和人性的逻辑。对此，我们必须做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思考，完整的思维过程不能中断，其中有一种起点与终点的发展关系。我们要理解自信的文化构成，然后去阐释和传播自信的文化，进而被异文化认同而获得他信，通过交流和交融取得互信，最终实现共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共同体。这是一种思想关系，也是一种逻辑关系，更是一种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真实过程。就中国文学来说，文化自信是基础，是文学之根，离开这个根基不仅会使中国文学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也会失去融入世界文学的价值。但是，仅有根而没有枝叶和花朵，是不能结出果实的。文学的文化自信需要我们培育、阐释、传播和发展。我认为，文化自信应该包含个人的、族群的和人类的文化自信，而人类文化元素正是构成文化互信和公信的基础。人性、人类性意识也是实现世界性的文学境界的重要内容和必要途径。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人性即使不是相同的也是相通的，人类对于相似的生存环境的应对，产生了相似的文化。这是一种文明原点的共同性，也成为后来人类文化发展中相通性存在的内在逻辑，构成了人类文化他信、互信和共信的基础，其核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文化自信存在于人类文化互信之中，因为互信既来自共同性的相通，也来自差异性的交流。不能把文化的差异性看作文化交流、文化互信的障碍和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依据，文化的差异性恰恰是构成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基础和前提，互通有无是货物交换和文化交流的共同功能。
04
“五四”新文化与百年中国文学的人文情怀
文学永远是人学，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以不同的角度来表达人文情怀，以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具体一点说，文学就是要“惩恶扬善”，这是人类文明和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真正的文学都是善的文学，或者是使人向善的文学。而对于中国百年新文学来说，人文情怀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思想解放运动，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自然成为文学的时代主题。作为人的觉醒，作品中的人物开始思考自身的处境，确立自我意识。而这首先是从爱情自由和婚姻自由开始的，这是一种从生命的觉醒到思想的觉醒的过程，这也是传统文学的才子佳人故事与百年新文学爱情主题最大的不同。前者主要是生命的觉醒，来自长期封闭环境下异性相遇时的生命萌动。而后者除了生命的觉醒之外，更有思想的觉醒，也包括政治的觉醒和经济的觉醒。当这种觉醒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之后，文学的人的主题也就从个体的诉求转化为阶级、民族的诉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使用现代性话语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学进行批判，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必要环节。相对于西方现代文化与文学，中国传统的封建旧文学更需要变革和扬弃，所以不能把西学东渐文化批判都视为一种后殖民主义圈套。这种存在与批判不是阐释出来的，而是一种历史和思想的现实。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思想逻辑推断，中国古代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强大影响是否可以称之为前殖民话语呢？人类文明多元一体，中国文学的人类性意识与民族性意识一样，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内涵。
05
百年新文化传统与鲁迅的文化选择
“五四”文化是以“五四”新文化精神为中心逐渐放大的一串历史波纹，是在挑战、应战、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从这一逻辑出发，选择鲁迅作为“五四”文化的表征和样本是最为贴切的。鲁迅，成了一个对象，也成了一个标准。
由于“五四”文化既包含“五四”新文化本身，也包含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因此，“五四”文化不单单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当下性概念，体现出百年来人们对“五四”价值的阐释。落实到鲁迅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关系上，那可能就是“鲁迅与21世纪中国”“鲁迅与21世纪世界”的思想文化关系问题。
“鲁迅文化”包含有丰富的内涵，从文化价值取向到文化批评实践，从“非人”历史批判到“立人”理想诉求，是现代文化的完整结构。像“五四”文化一样，“鲁迅文化”也在内容和逻辑上具有历史性和当下性共存的特点。
“鲁迅文化”谱系的具体内涵包括鲁迅的精神思想、性格特征、文化价值取向、文化实践过程、文化人格构成、文化传播影响等诸方面。这是一种思想形态，也是一个实践过程。
在确认“鲁迅文化”的构成与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鲁迅文化”及“五四”新文化的传统文化属性问题。在长期的学术史评价中，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价值一直处于一种被广泛质疑乃至否定的境遇之中。认为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要接续传统必须纠正和批判这种激进主义文化价值观。如果从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观出发，这种思考无疑具有形式的合逻辑性。但是，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鲁迅及“五四”新文化所批判的不是整个传统文化，而是“非人”的封建礼教；第二，“鲁迅文化”及“五四”新文化百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十分值得珍视的部分。它已经不在传统之外而在传统之内，不是传统中的异己成分而是传统中的新生动力。因此，“鲁迅文化”不仅具有历史的价值，也具有当下的意义。
鲁迅的思想是超越的，“鲁迅文化”从一种文化“异类”成为一种文化新传统，已经成为进入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现代谱系。“鲁迅文化”的存在，为民族文化增加了转化和发展的新动力并延续了文化传统。鲁迅的思考提升了民族思想的质量，也丰富了人类思想的容量，推动了社会时代思想的进步。这应该成为我们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内涵最深刻的理解。“鲁迅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文化选择和人生选择的一种价值尺度，鲁迅研究也成为理解历史与未来、传统与世界的一种话语权利和言说方式。任何历史研究都是追寻当代意义的，任何个体研究都不只是认识个人，而是认识社会。在这样一种理解之上，有感于当下人类社会的思想倾向，我们强调鲁迅研究的当下性和社会性，就是从鲁迅思想本体出发，把鲁迅作为一种话语方式，言说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时代。我们需要“普及鲁迅”，构建和阐释“鲁迅文化”，这是对鲁迅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的扩大和增值。
06
“人民性”文艺思想的理论建构与世纪性影响
任何重要的思想都是有惯性的，经过长期的阐释、倡导和传播，一种思想最终就构成一个传承性的思想体系。而这个思想体系一经形成，其本身也就具有了自在的生命力，激励或规约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变革。如果思想体系进而转化为一种政策法规，则更具实践性与影响力。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一种重要的文艺思想，经过80余年的不断阐释、倡导与传播，已经从一种战时文艺理论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确立不只是自身发展的结果，还与其生生不息的跨时代阐释、传播、发展及其体制化过程紧密相关。80余年来，这一思想和理论通过执政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加以固化，影响力愈加扩大和深入，极大地促进了广大作家思想的改变与创作的实践，产生了一批批适应时代需要的“红色经典”作品。这样一种体制机制和创作实绩，证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与共识：《讲话》及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始终是中国当代文艺生产和传播的主流价值观，它贯穿于整个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过程中，与时俱进地成为一种具有传承性的重要文艺思想和指导方针。尽管某一阶段可能有人对此有所质疑，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阐释，但是其基本思想价值及权威性地位从未发生真正的动摇和改变，在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文艺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是《讲话》精神成为具有传承性机制的文艺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因。
《讲话》不是毛泽东的个人文艺思想和历史文献，而是贯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整个过程的“人民性”文艺思想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人民性”文艺思想既来自马列主义的理论资源，也来自中国革命和变革的社会实践，二者共同构成了这一思想体系生成发展和实践传播的逻辑基础。
07
百年中国新诗的经典化过程与大众化倾向
在中国新诗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新诗大众化历来存在两个向度：诗歌内容、语言和形式的大众化与诗歌写作主体的大众化。21世纪以来，国民教育的广泛普及、精神文化的深入建设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层自觉参与到诗歌创作之中，进一步实现了大众化层面上新诗的民间建构。当诗歌创作成为民众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探寻、理解和尊重民间诗歌美学和价值的同时，也应积极倡导和建立健康的民间诗歌价值理念和创作环境。
长期以来，从强调新诗语言、内容和形式的大众化，到实践和推动新诗进入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新诗的大众化问题作为文艺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诗诞生之初至百年后的今天，始终是文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1世纪以来，随着国民教育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国民对文学生活的要求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国民的文学生活提供了更为便捷和新颖的方式，同时也带动起民众参与新诗创作的热情，逐步实现了新诗创作社会层的扩展。新世纪诗歌写作主体的民间性建构，完成了新诗另一个向度的大众化，在提升大众文化凝聚力、彰显民间诗歌价值的同时，也为新诗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美学空间。
08
东北文化的历史结构与百年东北文艺的文化表达
东北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断层性与多元性特点，要比其他地域文化都更为突出和复杂，文化的消长和民族的更替也以更为惨烈的方式来完成。但是，这种民族和文化的冲突，最终在深层次上形成了文化的融合；而不论这种融合是在怎样一种政治前提和社会前提下完成的。
东北地区相对于南方沿海地区而言，开发较晚，凭借着资源富饶，地广人稀，稍加劳作，衣食无忧，故长期施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农业长期依赖黑土地的肥沃和广袤，缺乏精耕细作的劳动；而工业则偏重林矿等原料生产，缺乏精细加工能力。受游牧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影响，东北地域与中国其他多数地域相比较而言，许多传统的东北人在道德观念上情感的因素多于理智的因素，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往往不太受儒教伦理和现代法治社会的规范，崇尚侠义精神、江湖义气、英雄情结等成为东北文化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情感意识。
对于东北文化和东北人来说，近现代历史阶段是一个极其特殊与复杂的时期。俄苏、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的历史变故使东北方方面面都被纳入国际的大视野和发展框架之中。异国的入侵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东北构成了重大而多重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40年代中期长达14年的日本军事入侵、经济掌控和文化殖民，使东北文化比起同时期中国任何一种地域文化来，都有着更为复杂、特殊的属性。这种复杂性和特殊性表现在东北文化中就是文化的二重性：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等混合交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现代东北文学虽说整体上不及中原文学发达和丰富，但是却有着独特的主题与格调，并且影响了中原文学的发展和走向。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东北作家群”及其创作。
“东北作家群”怀着悲愤控诉之情，叙写了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残暴，这是所有的东北作家作品中都不可或缺的思想内容，因为浴火重生，他们感同身受，必然要揭露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人、时代、人生、地域等多种因素构成了“东北作家群”的总体审美格调和艺术风格。他们的创作地域特色鲜明，或苍茫开阔，或粗犷雄健，与以往同为“流寓者”创作的东北流人文学有着相近的悲怆格调，但是在文学地理上却完全不同。流人文学是身在东北而怀念关内，而“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则是身在关内而怀念东北。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比流人文学有着更为昂扬的愤激情绪。这种怀念和愤激后来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调。
“东北作家群”创作和存在的意义，不只在于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增添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内容和东北文学特有的审美风格，更在于最早向全国和世界传达出中华民族抗敌御辱的英勇壮举，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声音。
09
当代东北文学的流变与文学群落
重新发掘新资料，回归文学现场，复现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整体面貌，深化对文本的历史理解，是新时代东北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东北解放区文学在表现十四年抗战、土地改革、革命伦理和大工业气象等方面，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所很少有过的思想内容和审美特质。其不仅是文学史经验的总结，更是新中国文学的先声，具有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素质。
诗是人生感悟，而人生的感悟都是差不多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可能成为诗。打开这些诗作，我们可以看到乡情、自然，特别是大山和森林，是他们的主调，也正因如此，人们过去曾经叫他们“森林诗人”。歌赞自然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主题，而家乡诗人对于自然主题特别是对于大森林的咏叹，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和格调。第一是比较集中地歌唱，第二是以一种比较独特的意识来歌唱。正是由于后一种意识的存在，才使家乡森林诗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当时“行业诗”“题材诗”的形态。
高校诗歌创作或者校园诗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重要的一页。从“五四”时期的《新潮》诗人、“湖畔诗人”、创造社诗人群，直到“新月诗人”和“九叶诗人”，很多都属于校园诗人。进入共和国文学时代，校园诗歌创作更是遍地开花，诗人代代相传，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和群众性诗歌创作的一大景观。在这种文学现象中，“吉林大学诗人群”无论是创作成就还是文学影响，都具有代表性的价值。
“吉林大学诗人群”的生成，有社会思想环境和文学创作环境的时代因素作为基础，也源自吉林大学诗人们自身的才华和自身思想中的先锋意识。但吉林大学的诗人们从一个个单一的个体，到形成一个诗人群体，并被人们所认可和熟知，其最重要的动因是吉林大学这所学府宽松的思想环境和吉林大学对诗歌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视。
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从1946年到1977年“文革”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在吉林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诗人们，是“吉林大学诗人群”的第一批诗人。公木本人不仅是久负盛名的重要诗人，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而且是校中文系系主任，在培养、指导和支持学生诗人写作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是吉林大学诗歌蓬勃发展的一个崛起时期，吉林大学成为推动中国诗歌发展与进步的重镇。在公木先生的带领下，年轻一代的吉林大学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拉开序幕，他们创办了被全国的诗人、学生们所熟知的诗歌刊物和文学社团，时刻把握着时代的脉搏，给中国校园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之后，受市场经济自由化的影响，中国的诗歌创作开始呈现出一种自由的、多元化的、个人式的诗歌写作价值取向，20世纪90年代后的校园诗人开始把自己的诗歌写作建立在独立、自由、无拘无束的个性化创作基石上，吉林大学校园中出现了许多诗歌风格迥异或自创流派的学生诗人。同时，2000年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中国诗歌迎来了网络时代的春天，网络空间开始成为诗人发表诗歌的重要依托，吉林大学的诗人们开始通过论坛、博客等网络传播渠道发表诗歌作品。在这一时期，吉林大学学生诗人们以多样化的诗歌风格极大地丰富了“吉林大学诗人群”的诗歌创作内容和艺术表现方式。
“吉林大学诗人群”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有着自己重要的地位，其生成与发展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吉林大学诗人群”的共同特点是不趋时、不做作、不追潮流，低调而开阔，具有不怕被遗忘的定力，甘于以边缘人或旁观者的姿态，写他们各自独树一帜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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