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俊｜学术思想自传与话语创新实践——读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有感

学术思想自传与话语创新实践

——读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有感

文 · 刘 俊

2015年我曾在《书城》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少年成长与学术姿态——读陈思和的〈1966—1970暗淡岁月〉》，此文后来收入《陈思和文集》。

陈思和：《陈思和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1966—1970暗淡岁月》是陈思和的人生自传，重点写他在特殊年代的十年人生，那时他尚未走上学术道路，因此我那篇文章重点针对陈思和的成长经历谈了一点读后感，对他的学术贡献从“后视”的角度略有涉及，但谈得不多。这次读他的《从广场到岗位》，我觉得这本书正好从学术维度接续上他的《1966—1970暗淡岁月》，只不过这次陈思和展示的重点已不是人生的外在经历，而主要是学术/思想的内在反思与回顾。正如陈思和自己在《从广场到岗位·开场白》中所说的那样，他是“打算把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创新”系列（共六本）“写成一种理论形态的回忆录”的①。

虽然陈思和“理论形态的回忆录”现在才出第一本《从广场到岗位》，但他体现在这一回忆录中学术/思想脉络的起点却并非从现在开始。早在他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87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2002年版）等著作中，更早在一些单篇论文中，陈思和的学术/思想脉络，就已经在逐渐闪现、成形、不断深入、细致和系统化。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重写文学史”、1993—1994年参与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都内隐着带有陈思和个人创新意味的学术/思想特点——这些都可看作是陈思和“理论形态回忆录”的“前史”。

众所周知，陈思和的学术之路是从“巴金研究”起步的，后来胡风也成为他学术关注的一个重点。从“巴金研究”和“胡风研究”走上文学研究之路，无疑刻印着浓重的贾植芳影响痕迹，而侧重从安那其主义维度研究巴金，关注文学“另类”胡风，则可看出陈思和的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非主流性”。这种“非主流性”追求，正是陈思和要走出历史惯性和思维窠臼另开新局的一种自觉意识——其根底则是创新意识。在后来的文学史建构和具有世界性视野的比较文学/当代文学研究中，都能看出陈思和的这种“创新意识”。

陈思和对“创新”的追求，不是在旧有“轨道”上的修修补补，而是自行开辟/创立新的“轨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么多年，成果这么多，却鲜有学者能提出自己的独创概念和理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陈思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人就提出了许多他独创的“关键词”（有人称其为“概念”，有人称其为“关键词”，有人称其为“理论”，在这里我更愿意将之称为“话语”）。上面提到的“民间”、“广场”与“岗位”、“共名”和“无名”、“潜在写作”、“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世界性因素”等都是。这些“关键词”/“话语”在我看来，是陈思和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叙述话语”的突破和挑战，是他从“话语”层面新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话语实践。他是在借文学载体构建话语平台，以话语平台撰写文学历史，凭文学历史展开思想轨迹，并在此过程中，传扬自己的主体立场、学术见地、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

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文津出版社，2024

“话语”（Discourse）作为术语始于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后来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流行于语言学界。它源自拉丁文discursus，古语的意思是“讲话”或“谈话”。“话语”这一术语能广为人知得益于福柯的广泛使用和所指扩张。在福柯那里，广义的“话语”包括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狭义的“话语”则是一种有效主张的“语言形式”。“话语”在福柯的理论言说中既是一个符号语言，更是一种与话语实践相结合的动态的总体。福柯强调要“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也就是说，虽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②。

虽然福柯并没有对“话语”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呈现出一种言说的多元——在福柯笔下“话语”一词“时而是所有陈述的整体范围，时而是可个体化的陈述群，时而又是阐述一些陈述的被调节的实践”③，但福柯把话语视为是一种“系统地构建它们所讲述的对象的实践活动”④则是明确的。从福柯对“话语”的复杂言说中不难看出，“话语”是个“系统”，是个“机制”，“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如巴赫金所说“话语是具体的活的总体语言”⑤。由于“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甚至在福柯那里，话语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⑥，因此“话语”的建构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就是“权力”的体现。

回到陈思和的《从广场到岗位》，他所提及的“民间”“广场”“岗位”等“关键词”/“话语”，其意涵已不限于文字自身的“符号语言”，而是“与话语实践相结合的动态的总体”，“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这些“关键词”/“话语”承载、联结、展示着与之相关的所有历史、社会、思想、经济、政治等相关内容。在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体系中，学术研究/文学史撰述的叙述话语已经形成并业已固化，启蒙、救亡、战争、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核心“话语”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已成为本学科领域的“主要叙述话语”，它们几乎成了“条文、文本和仪式化的话语，不断被复述”⑦——当然也成了一种“权力”，而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述也在这样的“主要叙述话语”规导下形成了某种可以迅速复制的“套路”，那么多同质化的论文和文学史蜂拥而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格局和学术背景下，陈思和提出的那些“关键词”/“话语”，就具有了一种差异和新建的意味，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民间”的特性。他创建的这些“关键词”/“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形成了对传统“主流叙述话语”的冲击、丰富、弥补乃至改造：他从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感受出发，怀着对晚清以来众多作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浓厚兴趣，展开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述的重新思考和话语创新/实践。

陈思和发现，身为中国近现代作家/思想家的知识分子，大多从旧式的“士”之庙堂追求传统中解脱出来，开始转向更注重具有“民间”意味的“岗位”意识，他们凭借着自身专业知识技能所获得的经济地位，不但能在“民间”立足，而且也能以“民间”立场向社会发声，并展现自己的价值追求。他们进则能进入“广场”这一公共领域实际影响社会，退则可回到书斋/课堂以著述/讲授的方式呈现自我价值并以思想力作用于社会——经济能力的获得和“民间”立场的选择，使得他们“独立的批判立场”和“实践这个立场的自觉”有了可能⑧。从侧身“庙堂”并为之服务，到转而以“民间”立场的专业岗位投身社会启蒙运动乃至政治活动，不但在公共空间（广场）为社会服务，而且还在个人岗位上展现社会影响，体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样态——这一变化对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走向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与知识分子（很多是作家）在人生立场、思想内涵、政治选择、人文精神、批判意识以及文学追求等方方面面相关的内容，都作为他们立足“民间”的“广场”影响和“民间”形态，以“文化生活”和“语言形式”的面貌，“播撒”到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之中，成为他们影响中国历史和文学进程的特有方式和重要力量。在《从广场到岗位》中，陈思和通过对陈独秀、鲁迅、胡适、巴金、胡风、沈从文等“知识分子”（许多是作家）的分析，对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庙堂型、广场型和民间岗位型进行了深入分析。在陈思和看来，“当晚清社会开始进入现代转型之际，最后一代士人毅然转向民间社会，以他们的社会实践来建立专业岗位，建立起各种新的社会职业。这就改变了传统的民间形式，才开始现代意义的民间”⑨。从第一代实践者（严复、张元济、蔡元培、章太炎等）的价值取向看，“他们的价值取向都与庙堂保持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的知识专业增加了新因素，即来自西方的思想学术成果在社会上直接产生作用，从而疏离了为庙堂服务的古老传统”⑩；到第二代周作人、陈寅恪等现代知识分子形成，“才明确了民间的岗位意识”⑪，知识分子依凭专业知识可以寻求精神、思想和生活形态的独立性。随着“民间在社会上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在“传统庙堂与民间松绑之际，知识分子广场意识便迅速楔入其间”⑫。由是，“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三种价值取向的消长变化”，也就呈现为“但凡广场意识受到挫败之际，岗位意识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⑬。由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与庙堂实现了分离，形成独立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庙堂崩坏与广场介入固然是其中的两大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知识分子创造了客观环境，可以把专业岗位建立在民间的社会之上，直接为社会人群服务，由此产生自身价值。岗位意识的民间性特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充分凸显出来，民间性成为知识分子岗位型价值取向的客观保障”⑭。

“民间”“广场”和“岗位”等“关键词”/“话语”的提出并介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史建构的“话语群”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调整了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位置、视角和立场，稀释了以往过度政治化的传统“主流叙述话语”浓度，削弱了“主流叙述话语”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史撰述的新方向，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述“气质”的调整，开启了新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史书写的“新话语”时代。

秉持着“从来如此，便对吗？”的“质疑”精神（其背后是批判精神），以及凭借着诸多“关键词”/“话语”的创立，陈思和以作家研究、文本细读、整体观、文学关键词、“行思”台港文学、文学史撰述、人文精神寻思，以至于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作《从广场到岗位》，为我们认识他的学术/思想脉络提供了一条内在延续、不断建构、逐步丰盈的线索，使我们能从中看到陈思和对文学认知和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独特而又创新的“话语”建构和“话语”实践过程。从他的这个“话语”建构和“话语”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现当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史撰写和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认知的新思维、新视野、新看法、新系统——陈思和这个从“民间”的“岗位”出发形成的带有“广场”意味的“关键词”/“话语”群，实际上是他在用自己的学术/话语实践，践行着他的话语/理论创新。这个话语/理论创新和实践，从“话语”层面对传统的“主流叙事话语”产生了冲击，松动了原先带有一定庙堂意味的“主流叙事话语”系统——相对于过去的“启蒙、救亡、战争、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话语核心、话语构成、话语模块和话语形态，陈思和提出的“民间”“广场”和“岗位”等“新话语”群（包括后续将在他“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创新”系列中陆续论及的其他“话语”），以及他认为的“广场与岗位，构成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双重标准”⑮，无疑从结构上改变了过去相沿成习已板结了的“话语”系统，为以一种“新话语”群/体系来重新认识和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撰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可能。

陈思和：《1966—1970暗淡岁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从总体上看，陈思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自然会涉及作家/“知识分子”）研究者中新创“话语”群/体系第一人，而他新创的“话语”群/体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撰写的介入，将对后者的未来形态产生结构性的影响。陈思和对“新话语”群/体系的创立，是与他学术/思想的成长过程相伴随的——那是一种立足“民间”立场，从“岗位”出发，力图发挥“广场”效应的个人维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和思考的记录。在这个记录的背后，是陈思和以新思维、新话语、新历史脉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和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新认识和新发现。从中，我们看到了陈思和学术道路的行进轨迹和思想成长过程。

正是从学术/思想自传与话语创新/实践这两个方面，我读出了《从广场到岗位》对于陈思和，更是对于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如果要全面、深入地理解陈思和的学术/思想特点和发展轨迹，准确把握他话语创新和话语实践的产生动机、形成过程和关注重点，那最好在阅读《从广场到岗位》时，能结合他的《1966—1970暗淡岁月》一起阅读——因为，一个学者/思想者的学术成长，离不开他的人生经历，只有将“岁月”的磨砺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合而为一，方能从整体上把握陈思和学术/思想轨迹和话语创新/实践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方向。◇◆

◆ 刘俊，南京大学文学院

注  释：

①⑧⑨⑩⑪⑫⑬⑭⑮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文津出版社，2024，第1-2、84、239、239、239、240、241、241-242、119页。

②③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53、85页。

④维克多·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章燕、李自修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第127页。

⑤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第226页。

⑥⑦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8、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