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怡彤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教师, 郑州
摘要：认同与超越，是人类寻找自我和生命意义需要面对的两大重要人生议题，身份认同（Identity）以文化研究的路径探究人类的自我认知问题，个体的自卑感与超越关乎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美好世界的建立。
本文试图从个案出发，将个人经历问题化，通过剖析作者安娜以当事人口述历史的访谈方式对知青赤脚医生这一课题的研究动机，发现作者通过“英雄之旅”完成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在把握宏观视野和文本细读之间，着重从“作者”主体出发，建立跨学科的分析框架，联系人类学和心理学理论，挖掘作者对知青赤脚医生研究的来龙去脉。
通过对作者的学术研究理路进行“客观”解析，阐释其看似偶然的研究背后必然的“主观”意图。本文通过细致考察得出结论，认为作者在意识和潜意识的交织中显现了研究知青赤脚医生的深层动机，完成了研究本身和书写的同题并构，通过与历史紧密联系的文化记忆，建构未来的同时，还启发我们重访个体心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 “自卑与超越”，因此也借由梳理作者安娜三十多年以来的个人生活经历，叩问个体的心理机制和行为的内外驱力。
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我们通过追溯作者安娜具有代表性的成长现象，介入到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身份认同; 文化研究; 赤脚医生; 跨学科; 超越
一
研究背景
《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以下简称《青葱岁月》）是国内外一本较少的研究中国知青赤脚医生群体的著作，作者是一名年轻的美籍华裔女孩，名叫安娜（Anna Quian），1993 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查逊市，当她做这项研究时，还是一名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本科三年级学生。
安娜为什么“热衷”于做有关知青赤脚医生的研究，她的出发点是什么？
立场何在？
采用了哪种研究方法？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按图索骥，这些问题在书中都有草蛇灰线的伏笔。
安娜在杜克大学学习的是脑神经学和东亚研究，这自然包含了同时对医学和东亚历史、文化的关切。如她本人在书中所言，一个偶然的机会当她在查阅医学史相关资料时看到了 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一词，这让第一次听说赤脚医生的安娜感到新奇，当她想继续深入了解赤脚医生这一指涉背后的关联时，却发现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国内的研究记录都很欠缺，但有限的资料又显示，知青赤脚医生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曾经是一个重要且庞大的群体，对中国农村的医疗改革产生过较大影响，他们一度得到西方少有的肯定，并试图将这种经验推广到非洲等医疗落后的国家。
在其导师著名汉语文学文化研究学者罗鹏（Carlos Rojas）教授的建议和帮助下，安娜开始了对知青赤脚医生这一群体的研究，这构成了安娜研究起初的外在驱动力。
在《青葱岁月》这本书中，或者说，在对知青赤脚医生这个项目进行方法论设计时，安娜采用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即让历史现场亲历者通过记忆讲述他们的故事，学者则通过文字笔录或录音保存下这些第一手资料，后期对此进行整理和内容提取，并和其它文献资料进行对比，互为补充印证，试图还原历史最大的真实。
安娜在美国通过互联网上的知青网站和联谊会找到了当年亲身当过赤脚医生的中国各地的知青，并和他们约定见面访谈。
在 2014年的夏天，也就是在安娜大三的暑假，她一个人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江苏、山东、上海等地，见到了一百多位曾经的知青赤脚医生，并用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
这些知青赤脚医生大多已是古稀之年龄，然而他们对安娜这位 90 后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 美籍华裔）却表现出亲切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对自身经历的坦诚讲述，这些都让安娜非常感动。
安娜在访谈结束后按照法律规定征求了他们是否同意自己使用访谈内容做研究出书的意见，并由同意者签订了《知情同意书》。因此，我们在成书的《青葱岁月》中看到了二十三个单独成篇的知青访谈，
《青葱岁月》的内容由两大部分组成，首先是安娜英文论文的摘要《序：文革中的知青赤脚医生》，这包含三个小标题的内容，即：
一、上山下乡：无法磨灭的经历及记忆；
二、赤脚医生与农民：从理想到情感；
三、为人民服务：信念的坚持。
这三小节系统梳理了知青赤脚医生现象当年在中国出现的社会政治背景，这包括毛泽东 1965 年 6 月 26 日发出的指示，批评医生只为城市居民和官员看病，要求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改善当时农村医疗条件落后缺医少药的现状。
因而当年在农村的知青中推荐选拔了一批年轻人接受医疗培训，这些人既要像普通知青一样务农，还要兼顾给当地老乡看病开药救死扶伤。“赤脚医生”名称的由来就缘于他们光着脚在田里干活时就被紧急叫去给老乡看病，因而成为“赤脚医生”，这在电影《春苗》中被生动地表现出来。
那时候在内蒙古、黑龙江等老、少、边、穷地方的知青赤脚医生行医环境非常艰苦，在内蒙古草原需要骑马几天几夜往返于老乡家里，而在冬天零下四十多度的黑龙江，知青赤脚医生在夜里也要步行十几公里去给老乡看病，漆黑的夜里还会遇到狼和蛇。
但是知青赤脚医生确实医治好了老乡的病，解除了农民的痛苦，他们逐渐赢得当地人的信任，被接受，有的甚至被称为“神医”，按当时的政策，知青赤脚医生行医不收取任何费用，甚至可能还要自己贴钱为病人买药，被帮助过的老乡们心存感恩，给力气弱的知青赤脚医生送去柴禾，给他们送去家里最好的口粮，这都让这群年轻人在赤脚医生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自我实现。
回顾那段光阴，他们在访谈中对安娜说，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知青赤脚医生的吃苦经历让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有了一种坚韧的精神，成为人生的一笔财富。
除去《序》，《青葱岁月》的另一部分即是安娜对包括梁劲泰、冷明、王桂珍、陈文玉、翁永凯等二十多位曾经做过知青赤脚医生现已步入花甲之年的老人的访谈篇章。可以说，《青葱岁月》结构清晰，对历史的考察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娓娓道来。
基于安娜整本书的研究背景和谋篇布局，作为笔者，则在生活经验和逻辑分析的疑问的促使下不断思考本篇论文的问题意识。在建构分析框架方面，试图从批判理论中获得启发。
坚持这是一项文学的跨学科研究。采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建构贴合研究对象的分析框架，把一个大写的人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而非局限在某一具体里的讨论中。这样做的目标是讲述一个接近完整的故事，总结其中的个体经验。
因此，深度的文本细读和跨学科的理论互为补充，对这份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较为遗憾的是，受限于笔者的知识储备，没有将知青赤脚医生这一历史现象放在宏大而漫长的中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医疗历史脉络中深入探讨。
赤脚医生制度在文革高潮时期被推行，是国家对医疗资源的重新配置，是毛泽东从特定意识形态和实际需要出发做出的指示。
赤脚医生是人民公社下辖生产大队的社员，在当时处于由县、公社和生产大队三级构成的国家医疗体系的最底层，他们在所居住的村庄为农民提供包括接生等在内的医疗服务和预防疾病等公共卫生工作。
他们的身份标识就是肩上的药箱子，救治方法则被描述为“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即针灸和中草药）。赤脚医生制度主要存在于 196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1970 年代后，赤脚医生不用再参加农业生产，而是在专门的医疗合作站为人看病，从赤脚医生成为“穿鞋子的医生”。
随着西药和现代医疗设施的加入使用，赤脚医生的诊疗能力得到不断提升，受到越来越多的信任和尊重，赤脚医生群体在乡村社会也形成特殊的身份认同和话语权。知青赤脚医生则有着双重身份体验，他们既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又被推荐选为当地的赤脚医生。
安娜采访了全国各地一百多位知青赤脚医生，收集了生动丰富的口述史料。
据安娜的采访，当年知青被村干部推选为赤脚医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因为表现好，有的是原本有学医的底子，或在偏远地区，有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被村干部认为表现不好的知青就被故意安排去从事赤脚医生这项艰苦的工作，而知青们一开始就无法抗拒历史的潮流，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因此，对赤脚医生尤其是知青赤脚医生群体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乡村的权力结构以及国家政策和基层社会潜规则之间的张力构成。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受访知青赤脚医生群体的生活经历、生存环境、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了解农民的生活习俗。
比如，多个知青赤脚医生都提到，在医治一些迷信鬼神因为心理作用身体不适的农民时，正常的治疗方法是无效的，他们反而需要假装为“巫医”用“驱鬼”的方式帮他们治愈。
总体而言，赤脚医生为改变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项中国特色的制度在 1970 年代后期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作为发展中国家卫生保健工作的典范进行推广。
安娜围绕她的问题意识对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理解和阐释，她的研究将宏观历史背景和微观实证相结合，同时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泛化和微观研究的碎片化。
《青葱岁月》不仅有历史叙事，在每篇访谈的开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安娜对于不同人物的细腻刻画。
在《青葱岁月》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生存环境对个人生活的深刻影响。
然而也需要注意到的是，受访者从不同的身份和视角讲述了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时期的生活，但因为年代已久，加之受访者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记忆的模糊和文化程度，都使得他们口述回忆的准确性和逻辑连贯性不能保证，以及每个受访者的政治姿态也不同。
书中也讲到，有些受访者并不愿意透露姓名，因为担心这些言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因为安娜是一名美国年轻学者，国内的受访对象有些没有太多顾忌，但也因为安娜的外国身份，有些受访者对外国采访者采取谨慎的态度。因此，这些都提醒我们，有必要根据常识和直觉透过受访者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口述‘事实“分析、判断和发现其背后的真正信息。
为了证实知青赤脚医生口述内容的真实，安娜也使用了回忆录、历史报告和文献等文字资料和作为田野调查的口述史料进行对读。
《青葱岁月》既有个案研究，也拓宽了研究的地域视野，展现了历史的厚重感。但也正如安娜所说，因为涉及地域广泛、人数较多，她的个案研究无法深入，对每个人设立了同一套问题，和长时段、微观史的在“大题小作”“小题大做”间来回穿梭的剖解一只麻雀的个案研究相比，摊子铺得太大有可能导致浮于表面，浅尝辄止。
但作为研究知青赤脚医生的第一手访谈资料而言，安娜的研究仍具有较大价值。它不仅丰富了安娜的人生阅历，成为她今后进行人生选择的历史参考。这也是笔者后文将谈到的安娜与知青赤脚医生研究课题的契合。
表面看是安娜选择了这一课题，实则二者之间有相互吸引的秘密法则。安娜对知青赤脚医生的研究，其实是把自己作为方法，未将研究对象本质化，在地的具身经验——历史、来源和局限，以一种国际学术视野呈现。
二
身份认同
那么针对安娜的这项研究，我们想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安娜作为一个 90 后美国华人二代为什么会对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知青赤脚医生感兴趣呢？
这也同样是接受她访谈的当事人的疑惑，因为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二十出头的美国“香蕉人”（黄种人外表白种人内心）会不远万里关注到他们这群自以为已经被历史遗忘的人。
对安娜的这项不平凡的举动，曾任《北京青年报》专栏作者的陈屹在【留美学子】公众号一篇题为《ABC 女孩对话百位赤脚医生，见证他们的青葱岁月》的文章中对安娜的行为做了报道。
陈屹将其视为“缘”（“缘分真是一个圆”），是安娜与中文、中国人和父母故土之间的情缘。“缘”的境界是中国人的感性认识，是对未知的深刻联想，也不可不谓恰如其分。
缘不知所起，一往情深，这也确实可以用来概括为安娜对知青赤脚医生这一问题痴迷的内在驱动力。然而，就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的分析路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有关移民二代“身份认同”（Identity）的问题。
身份认同指的是一个人或群体（尤其指具有流动和散居现象的群体，比如全球性的主动或被动的移居者，他们通常具有突出的身份认同危机）试图在理论上追寻和确认自己在社会或文化上是“谁”（特质或本质）以及如何（途径、方法和过程）和为什么追问“谁”的问题，这个“谁”包括性别、种族、阶级、语言、民族、职业等方面，对这些身份的关注和研究就会涉及到特定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国家和文化等复杂领域，同时，研究者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也会影响到对这些复杂问题的看法。
个体或群体对某个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通常反映了他们真实的自我，以及与这个身份之间共享的历史经验和共通的文化符码，这是隐藏在变幻的历史经验下的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而文化研究的意义就是揭示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并且由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潮看来，这种文化身份是建构性的，可看作一种身份“生产”，重视差异、迁移和流离。
安娜在美国出生长大，由于母亲是外交官家庭出身从小说英语，安娜的生活中几乎不接触中文，大学到了杜克以后，安娜活跃于校园法律协会，她经常被同学问起“你是从中国的哪个城市来的？”中文不好的安娜则需要用英文回答说“我是美国人，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这种问题被问得次数多了，想必也给安娜带来困扰，这种误会是身份归属的被冒犯，安娜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是“谁”？由于家庭中文环境的缺失以及到大学后才偶然加入中文学习，对安娜而言，作为一个华裔，也许因此说中文这件事就成了安娜内心被压抑、被遮蔽的欲望，被剥夺的说汉语的权利隔离了她和祖辈父辈之间的文化血脉，造成精神传承的断裂。
既然安娜能对与中国有关的 Barefoot Doctor 产生强烈好奇和浓厚兴趣，这一词条唤醒的也许是深藏在安娜心中的与家族父辈相处时的情感和记忆。
需要指出的是，安娜的父亲1960 年生，成长经历文革时期。而后安娜在没有告诉父母行程的情况下独自来到中国做研究，这与她的研究对象——知青赤脚医生——既往孤身跋山涉水治病救人的行为如出一辙，这在采访安娜的陈屹看来是美国孩子做事的思维方式使然，也源于杜克大学这所美国名校的教育，然而我们也可以将安娜的壮举归为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1904-1987）所言的“英雄之旅”（Hero‘s Journey）。
“英雄原型”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一种人类集体无意识模型，美国比较神话学家坎贝尔在其著名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书中进行了发展，“英雄原型”是自我成长与超越的象征，英雄们通常从平凡世界出发，经历冒险，成长并最终回归，这种故事模式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和影视的叙事框架中，比如《奥德赛》《哈利•波特》，以及好莱坞电影《狮子王》《黑客帝国》等。这类英雄角色通常被设定为具有某种缺陷或心理阴影（自私、恐惧、自卑），受到某种使命召唤驱动，使其动机合理化，英雄一开始出于人性本能怯懦退缩，有时会在导师角色（比如《哈利•波特》中的邓布利多）的指引下，经历挫折与挑战，最后蜕变成长并回归，造福人类社会。
“英雄之旅”具有普适性，超越文化，反映了人类共同的心理成长历程，而读者或观众被代入与英雄角色产生情感共鸣，进而达到情感宣泄的功能。
然而针对“英雄”的模板也存在一些反思与批评，比如创作的公式化限制创新，东西方对集体与个人主义不同侧重的英雄文化差异，以及荣格取向的心理治疗师茉琳•莫德克（Maureen Murdock, 1945-）在《女英雄的旅程》（The Heroine’s Journey）中认为，女性“英雄之旅”更多是内在觉醒而非外在征服。但总体而言，“英雄”既可以是个体化象征，也有可能成为社会投射，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需求。
安娜小时候和兄弟姐妹来到过中国，但那时候的中国给安娜留下的是旅游不便和有语言障碍的印象，中美文化差异给童年安娜造成冲击，也构成了安娜的“恐惧”。直到她大学做研究遇到“知青赤脚医生”，承载着特定历史的群体以及为了填补研究空白的意义充满隐喻。
于是，安娜时隔多年在大三暑假又一次踏上这片曾经她在生存本能下远离的土地。
一方面，日新月异发展的中国想必改变了成年安娜的既有认知，另一方面，在采访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的知青赤脚医生的过程中，她也深深破除了从前落后环境给她造成的心灵枷锁。
在陈屹对安娜那篇采访中提到，安娜行走中国的过程里最困扰她的是上厕所问题，有的偏远地方根本找不到厕所，此时人们就建议安娜像他们一样直接挖个坑解决，这对从小生活在西方现代环境中的安娜来说十分尴尬。
还有一次，通往和老知青见面地点的大巴车只剩当天最后一班次，当时排队的已有几百号人，而车上仅有四十个座位，想到老知青们都已经在那里等自己，安娜急的都快哭了，她试图和前面的乘客解释能否让自己先上车，但彼时的情景根本无济于事。等那最后一趟车来到时，开始排好的队伍早已乱套，安娜也不顾一切地跨过栏杆冲上前去最终提前上了车。
事后安娜回忆，这简直不可思议，从小受到的都是要守规矩的教育，她从来没有这么不讲秩序，安娜觉得自己似乎不是自己了。除了厕所、交通，还有覆盖一层苍蝇的饭碗，浑身被蚊虫叮咬的住宿条件，安娜需要经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冒险和挑战，最终完成所有访谈。可以说，安娜克服了童年时期留下的心理阴影（恐惧），也是对隐秘创伤的疗愈。
当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安娜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美国人时，却因为亚裔面孔被追问“你是谁？”当安娜终于开始反身自问“我是谁”，她需要寻求和确认的是自己的特质。“知青赤脚医生”的访谈征途让安娜挖掘了自身面对艰苦环境的潜力，这处理了安娜有关排斥和归属的潜意识冲突，释放了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对亚裔身份的情绪，那是对中国这片父辈故土的认可和对华裔血脉的接纳。
“知青赤脚医生”是一个契合，他们当年正值青春却远离家乡父母来到贫困落后的乡村，当成为赤脚医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治病救人。正如安娜在《序》的最后结论式地阐明，“赤脚医生可以说填补了世界医疗历史的一个空白，
不管最后史学家们如何定义这群人和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他们用青春实现了一个做人的最基本理念，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人。”于此，安娜可能借由“知青赤脚医生”研究解决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危机，不管是作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安娜找到了和这个世界的链接，即帮助他人。
也许每一个人不仅是安娜，如果不想蒙昧地活着，一生中都要经历这样的时刻，他们被迫或主动走出舒适区，走上寻找自我的旅程，也是自我放逐和迁徙，经历前文所说的“英雄之旅”，完成自我救赎，塑造了心理完整和平衡，成长、转变，而后带着收获的崭新的知识、智慧和力量回归，实现个人价值，造福社会。
这里必须提到被安娜采访的知青赤脚医生，安娜发自内心地对他们表示感谢，感动于他们的信任和无条件付出。安娜谈到这群中国老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一个美国大学生——会对他们过去的生活感兴趣。彼时的安娜似乎还没有辨别出自身“美国大学生”身份的差异，她在知青赤脚医生群体身上看到的也只是“另一种人生和历史”。
然而整个知青赤脚医生研究项目却揭示了安娜和这个群体共有的文化精神。
这种主体间性应是安娜体认到的本体论上真正的自我。值得探讨的是安娜读书时期的专业选择。安娜在杜克大学修的是脑神经学和东亚研究双学位，互文性在脑神经认知科学和东亚文化研究中形成。
后来安娜进入医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这是自我和社会主流价值的辩证，也许有关知青赤脚医生的研究结论使得工具理性驱使下的职业选择具有了合法性。《青葱岁月》也可以看作是安娜对自我认知的“青葱岁月”的命名。
历史在知青赤脚医生群体内心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他们通过对安娜讲述自己的故事得到叙事治疗，即个体身份通过叙事得到重构从而被赋予新的意义。
打开他们尘封的记忆需要安娜共情地参与。此时的访谈是生产性的，共同再造了处于流动的、建构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文化身份。
知青赤脚医生的情感结构也是安娜寻根之旅的认知象征，这也许使安娜找到了身份的更多可能性，改变对身份差异的看法，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和职业选择，发现自己的能力。对知青赤脚医生的研究和书写促使安娜对自己的行为、情感和经历进行反思，产生心理距离，加深了对内心世界的理解。
安娜的研究和自我生命经验连通，书写也是自我探索、情感宣泄和文化表达，帮助作者发现自己的价值观、目标和潜力，重建自信，更好地应对与他人先前的疏离关系。
巧妙的是，安娜的“知青”“赤脚医生”研究选题从开始就显示了一种双重性的身份建构。这是历史的必然，更关乎个体的选择。
安娜对知青赤脚医生的访谈是与自身文化、历史、语言和精神寻根的对话。安娜在与知青赤脚医生充满细节和情感的访谈互动中找到了身份认同的平衡点，“帮助他人”不仅是中国儒家思想比如“仁”的理念的体现，也是西方自古希腊哲学如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以来所提倡的。
文化记忆得到延续，过去和现在，共同体视阈下的中西文化基因在安娜身上得到传承。这启发了她找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也使像安娜这样的移民二代成为文明互鉴的桥梁。
三
自我的超越
需要体察到的是，安娜是否也存有某种自卑情结，作为经济水平落后地区的移民后代，但她最终以帮助他人实现自我，获得超越。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在他的经典个体心理学研究著作《自卑与超越》中为我们提供了有帮助的见解，阿德勒认为，人生有三大议题，即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异性的关系。
可以看出，在爱情与婚姻和生态议题以外，人与他人也就是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看法，并不在于他说了什么，在于他做了什么，他的行为，我们能从他的表达方式、动作、性格、习惯、喜好、抱负，和姿势中，解读出他有关生命意义的个人答案。
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是他对生命意义的诠释，他的行为在告诉我们，他眼中的自己就是这样的，他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研究一个人的行为就可以发现他的世界观，即对生命意义和自我意义的解读。
在阿德勒看来，生命意义应该是“一个被普遍验证的真实意义”，足以触及人性本质，遇见真实。我们的行为是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呼应，表达了我们觉得必要的、合适的或可能的、希望发生的事情。
通过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研究，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的行为和人生方向，清楚他的价值观、目标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安娜有关中国的记忆，那个因为交通不便产生的关于落后中国的印象，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实际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按照阿德勒的说法，只要这个记忆是存在的，它就代表了个体潜意识里想要记住的东西，它镌刻着特定人生经历对生命的影响，也是一个人借助经验对生命意义的诠释。
我们常常可以从个体的记忆中发现他对自己脆弱性和匮乏感的认知与所期望拥有的力量和安全感之间的对比。这就解释了安娜内心的某种焦虑。小时候难以克服的困难——交通不便和语言障碍，抑制了安娜自由行走世界关于自身能力的想象，想要成长就要突破这一心理藩篱，耿耿于怀的记忆就像萦绕不断的噩梦，想要克服恐惧就要直面恐惧。正如佛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所记，”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于是成年安娜这一次就像流行歌曲《孤勇者》所传唱的一样，在与知青赤脚医生接触的过程中，孤身走万巷，不向困难低头，用理想的光驯服心中的怪兽。
在《自卑与超越》的理论中，作者阿德勒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生命的意义在于合作和帮助他人，人生在于奉献。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才能解决人类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困难，合作的目的在于裨益他人、社会和后代。
个体想要改变性格的唯一方法，就是训练自己发展出更具合作性的人生观。人只有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这个真谛，才有勇气面对困境，走出泥潭。
阿德勒期许人能心智独立又乐于互助合作，那么人类的文明进步将攻无不克，生生不息。相信安娜也在找寻生命的意义，和平凡对弈，确认自我。
据陈屹的采访，以安娜的家庭她可以“拼爹”“拼妈”，但安娜并不借父母的光，在废墟之上努力建造自己的城邦。
这在阿德勒看来，个体的努力都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个体有能力克服所有困难，内心悠然，被自身的成熟感包围。而安全感是需要经由特定路径才能享有的状态，此时，个体的思想会指导其行动，将其到达安全感境界的目标具体化、清晰化，计算出到达目标的特定路线，进而调整行动顺利抵达。
安娜曾经在厄瓜多尔战乱时期跟随教会去救助伤员，这是她自己的主意，并非父母鼓励。这可见，安娜对社会，对他人充满了兴趣。
安娜的这些行为举止反映出她对生命意义的解读，大概人活着并非只是索取而要付出，要帮助他人。这种信念似乎已经根植于安娜的生活方式。
我们猜测，是否这样做才会令安娜拥有优越感？阿德勒认为，一个人越是表现得比他人优秀，内心越深藏着强烈的自卑感。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想要自己变得更优秀。自卑成为超越的动力，设定高目标，不惜一切去实现。不管是优异的学业成绩还是超越常人面对危险困难的勇气，安娜的行为既要适配白人社会对亚裔的学霸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安娜要自我实现。
安娜本来学的是法律，也许是在做完对知青赤脚医生的研究项目后思想发生转变，她转而学医。医生和律师在美国都是收入颇高的群体，轻松支付小型直升飞机。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通过安娜的行为进行判断，她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是美国精英社会阶层的成功人士，这背后是不断地完善自己，追寻生命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与人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创造充满希望的人类未来。
既然自卑感普遍存在，这就造成人的一生其实都要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特优越感。每个人的优越感目标不同，它取决于个体赋予生命的意义。
然而，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表达常常是含蓄的，它隐藏在个体的生活方式中，意义复杂而深刻，需要我们通过它释放的信号钻研、拆解和捕捉。事实是，个体与不同具体目标之间存在内在一致性，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内在一致性，它就是个体的人格，固定地呈现于个体所有的外在表达中。
而且，一旦个体制定出符合其优越感目标实现的具体目标后，他的生活方式也就随之确定，那么，他的言行、习惯都会为实现此具体目标而服务，不会在乎他人的评判，他只考虑能否实现目标以获得优越感。
但是，阿德勒指出，只有那些为了他人和社会而前进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优越感。而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他们忽视与人合作。认为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成功与自己无关，“他们脱离了生活的正确轨道，将自己置身于现实问题之外，投身于与自卑感的消极战斗中，在不切实际的自我世界中维持假想的自大。”
为了避免如此，个体需将自己的优越感目标和社会兴趣高度联结。这让我想到安娜的兴趣，她在业余生活中是一名训犬师，帮助收容所训练流浪犬养成良好的大小便生活习惯，好让它们有更大的机会被爱心人士领养。
最多的时候安娜家里有二十多只流浪犬，有时还会被发疯的狂犬咬伤。
安娜也不爱好白人社会的传统娱乐项目比如泡酒吧看球赛等，她的工作和生活都围绕着社会意义而展开。
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不同领域卓越的人之间的合作，安娜实践了这一点，她也顺理成章实现了对自卑的超越。
安娜这种以帮助他人为使命的生命意义是如何养成的？根据阿德勒的理论看法，这要追溯到个体的身体、童年记忆、梦、家庭和学校影响、青春期、职业问题以及人与集体的关系。
阿德勒主张通过研究个体实实在在的生活碎片来探究其生命意义，需要通过一些微小而生动的细节来形成对个体的认识。
童年记忆作为最初的记忆能够反映一个人关于生命的基本看法，可能影响个体的职业规划，我们据此可以追踪出其人生目标。
童年记忆的深刻影响在于，我们通常因为某个特定经历形成刻板认知，又习惯于用这种认知解释所有经历。
“我们基于特定经历得出结论，然后将结论奉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如果不加反思，可能会因此形成贯穿一生的行为模式。
安娜有怎样的童年记忆我们尚且不知，但它必然是客观存在的。而在家庭的影响中，阿德勒的观察是，父亲对工作的态度决定孩子未来对工作的态度。
据了解，安娜的父亲在事业上也是一位卓越的成功者。阿德勒并不认为基因遗传就是全部，可能是父亲对事业的投入、专注对安娜产生了良好的激励，自己本身成功的父亲也通常会保护孩子的兴趣，给子女全力支持去实践和锻炼，以发展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安娜的父亲曾有接近死亡的经历，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研究认为，一个人从出生以来有什么样的遭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体如何看待、解读和利用这些遭遇。
与死亡对峙的经历使安娜父亲在以后的岁月中面对人生时永葆生命的自尊和勇气，赋予他在生活中坚毅的品质。我们可想而知，在有这种精神的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安娜大概也拥有勇敢乐观的性格。
阿德勒也指出，一个人的行为动力最常来自于超越家庭成员，尤其是超越父母的成就。因此，安娜的努力是否也是在试图超越她的父亲呢？如果说安娜在父亲的鼓励下度过青春期，那么大学的自由给了安娜更大的进步空间，让她找到了实现人生目标的清晰的方向。
安娜在杜克大学读本科期间的东亚系教授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罗鹏（Carlos Rojas），他长期专注于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
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和文化研究，以及性别研究、影像艺术、批判理论等领域，知青赤脚医生的研究项目便是在罗鹏的支持与指导下进行的。
安娜在后来努力成为一名医生追求社会认可的同时，也看到了能帮助他人的自身价值。妇产科医生这个职业，能帮助他人迎接新生命，想必安娜在这份工作中享受到了最大化的自我实现和成就感。这也符合阿德勒的希望，当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全力以赴，努力改善，在互利利他的精神下找到自己的生命使命，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美好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需要补充的是，安娜不是独生子女，她上有姐姐下有弟妹。安娜也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至少目前依然是。这也都是阿德勒考量的重要维度，值得我们进一步探析。
自我的认同与超越，似乎是人类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只是每个人会经历不同的细节。如果说这篇论文的探讨有何意义，正如阿德勒所言，那应该是尝试通过对个体进行分析来帮助作者及与其相似的群体识别出他们的潜在内驱力，弄清他们行为的动力，以及他们设立的优越感目标是什么，他们是怎样将目标具体化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因此我们借由研究个体去关注、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本次研究和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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