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下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韩国学者朴宰雨教授在暨南大学举办《跨文化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在韩国的译介、研究与文学对话》学术讲座，系统梳理了鲁迅、林语堂、金庸、莫言、余华等中国现当代作家在韩国的译介、研究与接受历程，深入探讨中国文学在当代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与暨大师生展开热烈交流。
讲座由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主办，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白杨担任主持。
朴宰雨教授分享
朴宰雨教授长期从事鲁迅研究、韩中文学关系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之友”荣誉称号及韩国总统授予的教育最高勋章。
讲座开篇，他以问题引导在场同学的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语境中是如何被理解、被选择，并被重新建构起来的？”
跨文化阅读：
在他者中认出自己
据朴宰雨统计，近百年来，韩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已超过一千二百种，但在学术界与普通大众之间同时产生持续影响的作家并不多。鲁迅、林语堂、金庸、莫言、余华五人，正是其中的代表。
作家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进入韩国，分别构建起“批判的中国”“优雅与智慧的中国”“叙事的中国”“世界化的中国”和“人性的中国”五种不同的中国镜像。
由此，朴宰雨强调，韩国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并非平移式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张力之下展开的选择性再语境化过程”。
现代中国的三种面孔：
鲁迅的批判、林语堂的优雅、金庸的江湖
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最早、最深且最具持续性的接受对象。20世纪20年代，正值韩国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鲁迅作品被韩国知识界主动援引，转化为启蒙与批判的思想资源。
朴宰雨指出：“鲁迅在韩国不仅是一位外国作家，更是一种被持续召唤的思想资源，一种批判性主体的精神谱系。”直至今天在韩国，鲁迅始终被反复阐释与激活。
鲁迅（资料图片）
作为鲁迅研究学者，朴宰雨不仅主持编纂了《中国鲁迅名家精选集》十部，还于2011年在绍兴发起成立国际鲁迅研究会，至今已举办九届国际论坛。朴宰雨关心着中国学界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现场向同学们提问：“中国现在有没有研究鲁迅突出的年轻学者？”
1950年代至70年代，韩国掀起“林语堂热”。朴宰雨介绍，在韩国，林语堂被视为“东方生活艺术”的阐释者、富于人生机趣的“幽默大师”，读者从他那里获得“一种温和的生活哲学、一种优雅的精神姿态”，其形象代表着“优雅与智慧的中国”。
林语堂（资料图片）
1986年，《射雕英雄传》系列在韩国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学在韩传播的关键转向——从知识精英场域走向大众消费场域。
1986年至2003年间，金庸作品在韩国进入“爆发畅销期”。金庸通过英雄叙事、侠义伦理与江湖想象，将中国从一个“需要被解释的对象”转化为一个“可以被进入、被体验、被消费的叙事空间”。
金庸（资料图片）
当代中国的两种抵达：
世界化的莫言、人性化的余华
莫言在韩国的广泛传播，体现了“世界文学中介化”的路径。1989年电影《红高粱》的上映使莫言初入韩国视野，而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则成为其进入主流文化的关键契机。
朴宰雨指出，韩国读者对莫言的接受往往先通过电影、再以“诺贝尔奖作家”的身份标签进入文本，体现出国际文学权威体系对传播路径的深刻影响。莫言在韩国呈现的是“世界化的中国”。
莫言（资料图片）
与莫言不同，余华的接受更多依赖情感共鸣与跨媒介传播。《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长期拥有稳定读者群，其叙事具有可读性强、情感浓度高、主题具普遍人性基础的特征。“余华触及了一些能够穿越国境与文化边界的根本经验，那就是家庭、生存、苦难、牺牲和爱。”
朴宰雨特别提到，《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经过影视改编与本土化再创作，完成了从“异国叙事”到“本土共感”的转化，余华在韩国构成的是“人性的中国”。
余华（资料图片）
“鲁迅体现批判的深度，林语堂体现生活的雅度，金庸体现叙事的广度，莫言体现国际的维度，余华体现情感的温度。”
讲座最后，朴宰雨总结道，跨文化阅读从来不是单向度的理解，而是一种双向投射。韩国读者通过鲁迅思考批判精神，通过林语堂想象生活方式，通过金庸释放叙事欲望，通过莫言连接世界文学，通过余华确认人性经验。
“韩国通过文学所接受的，不是单一的中国，而是多重中国的集合。”
在互动环节，朴宰雨还与在场师生就鲁迅研究的当代意义、中日韩文化同源性与跨文化交流中的隔膜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他鼓励青年学者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上，寻找属于自己的研究空间，做真正的学术研究。
文、图 | 记者 熊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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