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数日前自四百年前寄来之书,恍若隔世。言及“互文、镜像”,生豪枯坐嘉兴病榻,唯有汗颜。夫子谓“你即远在中国的我”,此誉过重,区区何敢当此?
十年来,蜗居沪上孤岛,继迁归禾中,斗室之内,唯有一灯如豆。译稿两度毁于寇火,肝肠寸断,几欲投笔。然每念及夫子于伦敦瘟疫之年,困守斗室,仍能于绝望中生发妙趣,便觉自身之苦,不过沧海一粟。夫子能于隔离中见送信人之迟滞,不才亦能于轰炸间隙,听窗外警报,化为剧中人之悲鸣。此间心绪,大抵相通。
夫子问,爱喜剧抑或悲剧?愚意以为,汤若士(汤显祖)作《临川四梦》,始于悲者终于欢。然夫子之剧,悲则极悲,喜则极喜,直指人心,不加粉饰。窃爱《暴风雨》,将其置于译事之首,正是感佩普洛斯彼罗放下魔杖,归于仁爱。此境,虽与汤公“至情”之说略有径庭,然皆归于“美”之一字。不肖以此残躯,为夫子之文字,觅得一番魏晋风度、唐宋气象,使其在华夏天空下,不止是泰晤士河畔之涛声。
关于“存在与否”之讼,夫子可一笑置之。名姓不过符号,犹之乎“玫瑰”,易一名字,其香如故。区区之所求,惟愿后世读莎翁者,能于字里行间,嗅得一缕江南水墨之气,则愿足矣。
今岁严寒,贱躯沉疴日重,然译事未竟,不敢言倦。窗外舟山路教堂之钟声,依稀如旧。愿夫子之鹅毛笔,与不才之钢笔,虽隔重洋,犹能共鸣。
纸短情长,临书涕零,不知所云。
受业 朱生豪 百拜
时值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冬月
于嘉兴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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