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和平五年（464年）秋，阴山烽燧的狼烟尚未散尽，北镇驻军击溃来犯的柔然骑兵，并俘获数人。
军吏按例审问部族动向，却意外得知：新继位的可汗郁久闾予成，不仅自号“受罗部真可汗”，竟效仿中原王朝立下年号，曰“永康”，漠北全境自此以永康元年记事。
▲郁久闾予成建元“永康”。（图片来源：AI制图）
帐中将士多付之一笑。在他们的认知里，“无文记，以羊屎粗计兵数”的蠕蠕（北魏对柔然的蔑称），不过是逐水草的蛮夷，如今这般举动无非是粗浅效仿，难成气候。
然而，他们未曾料到，这“永康”二字日后竟会西越戈壁、通行高昌，成为柔然与南北朝竞逐中华正统的鲜明印记。
（一）从“羊屎记数”到“永康改元”：一个游牧政权的“文化觉醒”
柔然是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崛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政权。其始祖木骨闾原依附于鲜卑拓跋部，至首领郁久闾社仑时，统一漠北诸部，建立柔然汗国，并成为最早使用“可汗”称号的游牧政权之一。
此后，柔然长期控制蒙古高原诸部，并凭借强大的骑兵力量频繁南下，侵扰北魏边境，成为北魏最大的北方威胁。
北魏数代皇帝曾多次北征，与柔然展开长达百余年的攻防拉锯，最终逐渐占据上风。北朝民歌《木兰辞》中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其时代背景一般也被认为是在北魏与柔然交战之际。
▲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北朝时期柔然可汗的孙女）墓出土的陶俑。（图片来源：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原史家看柔然，总带着几分居高临下。《魏书·蠕蠕传》里称他们“无文记”，将领统计士兵数量，竟“以羊屎粗记兵数”。这种原始的管理方式，与中原王朝严整的百官制度、礼仪典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自北魏天兴五年（402年）柔然首领郁久闾社仑自称“丘豆伐可汗”以来，柔然人便开始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史书记载，社仑的可汗职位“犹魏言皇帝也”，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曾大为感叹：“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嚣……今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陈，卒成边害。”大意是说：社仑仿效中原王朝建立法度、整饬战阵，最终（使柔然）成为北方边境的祸患。
▲南北朝时期的柔然等部。（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可见，早在5世纪初，柔然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效仿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到了予成统治时期（464—485年），柔然在制度建设上对中原政治文化的吸收愈加深入，建元“永康”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在中原政治文化传统中，年号绝不仅仅是纪年的工具。《史记·历书》称：“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对于中原传统封建王朝而言，建元立号，正是君主宣扬其承受“天命”、确立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汉武帝确立年号纪年开始，“奉正朔”便成了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天命”的重要标尺，“用年号即奉正朔”成了华夏文明圈的政治共识。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有没有年号，直接关系到它是否具备合法性。
▲出土于新疆和田尼雅遗址的“元和元年”锦囊，是目前发现唯一有纪年的汉代织锦。（图片来源：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网）
柔然统治者敏锐地看透了这套逻辑。
郁久闾予成所取的年号“永康”，寓意“永世安康”，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语义，体现出对天下秩序稳定的期许。这一用字，不仅标志着柔然对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认同，更彰显了其构建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意图——通过建年号，立正朔，与北魏及南朝诸政权争夺“中华正统”的地位。
有趣的是，《资治通鉴》在记录此事时，将予成的这一举动记为“改元”，而非首创的“建元”。这种微妙的用词差异，似乎在暗示：或许早在“永康”之前，柔然内部已有过年号的使用，只是史书散佚，未能留下痕迹。若如此，柔然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政权合法性的构建就更早了。
（二）从“永康”到“建昌”：延续五代的“正统”竞逐
如果说在漠北草原设立年号，还只是柔然内部的施用，那么，当“永康”二字在千里之外的西域，尤其是高昌地区广泛传播时，则反映了柔然的政治影响力及其对自身“中华正统”的政治定位。
460年，柔然军队攻灭高昌北凉流亡政权，扶植阚伯周为王，建立了阚氏高昌政权。从此，高昌成为柔然控制西域交通、宣示政治权威的重要棋子。而最能说明这种依附关系的，不是刀枪剑戟，而是各类文书。
吐鲁番洋海1号墓出土的《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年）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清晰记录了来自柔然、乌苌、南朝刘宋、子合（西域古国）、焉耆等地的使者。这份记录了多方使节的文书，所使用的纪年，不是当时南朝或北魏的年号，而是柔然的“永康”。
▲《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图片来源：资料图）
这种现象并非孤例。吐鲁番地区哈拉和卓90号墓出土残文书上赫然写着“□永康十七年三月廿”字样。另一件吐鲁番地区所出《妙法莲华经》（残卷）上，也清晰地署有“永康五年岁在庚戌”。
高昌的居民多是汉代屯田士卒的后裔，他们深谙中华正朔的含义。这些文书的发现，将柔然“永康”年号的使用从史书中的寥寥数语，变成了可以触摸的历史实证：柔然在经略西域的过程中，利用年号成功构建了一套被广泛认可的“正统”秩序。
郁久闾予成的“永康”年号，并非昙花一现。据《北史·蠕蠕传》记载，自予成起，豆仑、那盖、伏图、丑奴，连续五位柔然可汗均延续了设立年号的传统，分别采用“永康”“太平”“太安”“始平”和“建昌”等五个年号。
▲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张祖买奴券。（图片来源：资料图）
这五个年号的连续使用，意味深长。它表明，年号制度在柔然内部可能已有较为稳定的传承机制，成为强化自身政权合法性、构建“中华正统”地位的重要象征。每一任可汗的“改元”，都是对这种地位的重新确认与宣告。
郁久闾丑奴死后，柔然丧乱，是否仍有年号已无从稽考。但从“永康”到“建昌”等年号的历史已足以说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柔然始终在主动参与对“中华正统”的竞逐。
他们没有选择臣服于南朝的刘宋，也没有选择归附北魏，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自建年号，立正朔，争夺那面名为“正统”的旗帜。
而这种竞逐本身，恰恰是最深层的交融，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最具活力的动力之一。它表明，北方游牧民族并非中原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学习中原制度与文化，并积极参与到“华夏正统”的竞逐之中。
▲东魏《郁久闾肱墓志》（拓片），记录了柔然王族归附北魏并接受中原官爵，是反映柔然融入中原文化的重要实物遗存。（图片来源：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网）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金夏，都被称为‘桃花石’”，生动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权对“中华正统”的共同追求与认同。
如今，“永康”的烽烟散尽，漠北草原上的马蹄声也已远去。但那条由草原通向中华正朔的制度之路，却早已被照亮，再未断绝。
（作者简介：袁刚，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暨四部委内蒙古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昆洋，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暨四部委内蒙古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4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历代北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研究”（批准号:24VLS015）阶段性成果。
来源：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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