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权利与良心》（一）

简介：张亚明，报告文学作家。笔名萧枫，哑鸣，安徽省萧县人。中国作家协会、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先后为中国矿业报首席记者、《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编辑、《时代中国》杂志副主编，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影视版。

1990年，张亚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旋转的人生坐标》，在后记《心迹的自白》中他曾写到:”切莫埋怨历史延误了自己的青春吧–虽经历了’文革’的狂热、困惑和失望，也感到在人生的路上走的那样吃力、那样累;虽然明知自己不会有’才气”灵气’下的阳春白雪，也时常叹息自己的脑瓜那样笨、笔那样拙，但我渴望，在这催人发奋的时代能够超越自我……”

“报告文学的痛苦，就是时代的痛苦”。淮北农村贫苦生活阅历，淮北煤田四年”炼狱”，矿山”黑色血液”的浸润，使张亚明深深了解社会底层的喜怒哀乐，清楚社会情绪的激动神经，因此一直牢记记者的责任与良知，坚持为党歌哭，为民击节，力求以渗透生活的艺术涵盖力和冷峻审视的穿透力，表现出时代的思想和理性。或为真善美的张扬，或为假丑恶的鞭挞，或为向历史发出的诘问，或为向现实发出的呼唤，产生较大影响的《苍天无泪》、《五沟大贿选》、《311国道劫案备忘录》等作品，都是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冷峻的笔触去解剖社会的”痼疾沉疴”，展示病态的人生世相，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他”记录”的那些”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在淮北矿区采煤塌陷区二郎庙村，发现80%的村民在危房中度日如年，小学教室屋顶雨天整体坍塌，70岁老太因墙塌腿被砸断却无人过问，为百姓鼓与呼的良知与责任，让他在感伤之余别无选择，稿件发于《安徽日报》，惊动省、市及矿务局领导，拖了五年之久的搬迁安置问题三个月解决;

烈山棉织厂书记李加民见义勇为，身手致残却遭冷遇，张亚明血管胀痛别无选择，《英雄为何流血又流泪》的稿件见报，又亲自找到市长及市政法委书记斡旋，主人翁成了全国见义勇为的典型，受到江泽民及政治局领导的接见;

还有濉溪县交管理站李从平受贿案、淮北市口子酒厂王先来非法拘禁案……张亚明忍受着不知多少痛，流下不知多少泪，硬是从人治与法治、体制与现实等角度，顶着压力秉笔喊冤，终使二人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最难忘的是在采写《苍天无泪》时，面对百十条铮铮铁骨的矿工兄弟，用那最古老的跪拜方式向法官请求;面对人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空间受到”污染”，面对权钱交易结成的”黑色怪胎”与黑社会的不断威吓，张亚明在感受痛苦之余”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地”踏进雷区”。

由此，一个有良知、敢于揭露事件黑幕的记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让张亚明遇到了。为了给那些一夜之间失去生活屏障而一无所有的煤矿工人讨还公道，张亚明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硬挺着，不仅要应付络绎不绝的说情者，还要应付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不仅要成天防止别人”盯梢”受到人身伤害，还无偿拿出家中二万多元积蓄资助那些吃不上饭的矿工打官司。为了掌握产权转让的事实真相，仅张亚明直接接触、采访知情人、当事人近百名，记录稿纸300多页，录音磁带13盒带，收集各类证人证言、检举揭发原始资料有3公斤之多;

张亚明坦诚地说道:”记者的责任与良知，决定了我必须为民说真话。尽管我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经受了那么多的风险，但我无怨无悔，如果再碰上这样的机会，我还会挺身而出，为老百姓说话;如果下辈子让我选择职业，我还会选择记者!”

对报告文学的挚爱，使张亚明这个”两栖动物”像苦行僧一样，在艰难地长期不懈地跋涉着。他的认真，他的严谨，他的执著，表现在方方面面。他不能容忍文章中的一丝瑕疵，不要说一词一句，即使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也力求准确无误。为了一篇文章的开头，寻找一个准确地”切口”，他会烦躁不安地苦想两天两夜;为了一个过渡句、一个标题的准确使用，他能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推敲”十几个小时。

“著文事大，白纸黑字，可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这是张亚明执着于文字文学的人生态度。”用脚采访”，”七分采访，三分写作”是张亚明身体力行的理念。张亚明认为，”报告文学作家不仅是文学家，还应该是思想家、政治家，应该以平民视角担当起道义、道德与责任。报告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思想的穿透力，灵魂的震撼力，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给人以美的享受。”

张亚明饱蘸深情的笔触，历尽祖国大地的山川历史，厂矿街衢，人物百态。他的激情始终挥洒在字里行间，流淌在人物血脉。他始终以”发现的眼睛”寻找现实生活中美的元素，着力从那些背负着重任的最坚韧的民族”脊梁”身上表现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性的光辉。《”孙宜彬现象”》《航船冲过湍流》《假如，当官都像李敏华》《这里，星光灿烂》《重铸黑色的辉煌》《关于生与死的报告》《火与土的生命变奏》《霜重色更浓》《追赶太阳的人们》《一个女人和她的”蒲种”丈夫》……《苍天无泪》《权力与良心》《他们究竟代表谁》《五沟大贿选》《愤怒的白鲢鱼》《悲壮的选择》《311国道劫案备忘录》……在这歌颂与发现、批判与揭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置于时代生活的激流中剖析。那一个个带着金属质感的文字，犹如一道道荷载着人的崇高境界与精神光辉的流星，划过沉静的夜空，照亮读者的双眸。

2004年起，张亚明进入了地矿文学的创作领域，继而担任《中国矿业报》首席记者，一个全新的天地在他的眼前展现。他又一次重塑自我，在超越自我中寻找美的真谛，在理念的提升中冲破传统桎梏，在拥抱生活中寻找新的风景线……

“过去我曾经说过，认识中国就要认识中国的农民，现在我要说，认识中国的农民就要认识中国的矿工、中国的地质人，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命运形态。”

张亚明选择了地矿报告文学，地矿报告文学也拥抱了张亚明。张亚明行吟的步履，穿踏于地质人勘探的每一片大地上。一望无际的云贵高原有他徘徊的身影;荒草遍地的新疆戈壁滩上，有他跋涉的脚步;冷峻萧瑟的祁连山下，有他凝视的目光;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有他深沉的眺望;清澈见底的青海，有他深情的注眸……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张亚明认为，庄子的这种思想表现出人生和世界最高境界的追求。一个作品如果能够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地，反映和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能够真正给人以震撼的美的东西，才能赋予作品长久的生命力。

从事杂志工作专业写作，就有了文化散文《滇西北纪行》，有了长篇报告文学《燃烧的国土》，有了《张亚明地矿报告文学集》系列的问世，既有展示地质人崇高境界与心灵，反映地矿人丰富多彩而又波澜壮阔生活的篇章:《多棱的”赵文生现象”》《牵着太阳前行》《走在历史与现实间》《苍莽的群山》《”皖军”大提速》《挺起中国煤炭工业的脊梁》《超越梦想》《卓越的追求》《西部太阳神》《”博士局长”与他的和谐彩笔》;又有带政论思辨色彩的宏篇巨制:《大山回音壁》、《挑战与抉择》《金色玲珑:重扼下的牧歌》、《圣火，在重新燃起》。这些作品，都以一种凛然正气和昂扬的调子，折射出转型期中国改革进程的投影。

张亚明以激情书写人生;以生命拉长时间;以孤灯陪伴写作;以咖啡浇灌文学的园地。”自知前方面对的是更多的’未知’与沉重，但我仍愿义无反顾地去’解读’，去反映，因为–生活在召唤!”张亚明如是说。

       前言：“这个  一手遮天肆意妄为的书记，最近还是因贪腐落马。本篇报告文学掲露的权力寻租问题全都得到了印证。当时他与个体老板及黑社会串通一气，公开用五十万元买我的人头。但他是省委书记秘书下派镀金的，他的权力寻租问题省委官官相护，吃亏蒙冤的只能是濉溪县的老百姓了，所以原来的报告文学标题叫巜苍天无泪》”。 ——作者序。

权利与良心（上）

——一起“产权转让”案中矿工的悲剧命运

没有良心的权力是无耻的，没有权力的良心是软弱无力的
——苏联话剧：《银婚》
他们不是整天咋呼要做人民的“公仆”吗？“公仆”怎么硬把主人送进大牢啦？
他们不是口口声声代表国家、人民利益吗？怎么还去逃国家的债、抢人民的财产呢？
他们不是大会小会喊着“三个代表”吗？那咋还编着瞎话去骗上级党组织呢？
高调还是别唱了吧——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你究竟代表谁，老百姓心里最清楚！你是个啥？老百姓说你是啥你就是啥！
——濉溪县老百姓的话
序
历史往往喜欢开玩笑，有时候，它几乎是一边淌着血，一边在发出它的笑声。这里，一起不该发生而仍在上演的“产权转让”闹剧，就是一则以血泪为代价的笑话。
这个荒唐的闹剧起始于庄严的时代——全国人民大步跨向新世纪门槛的时候。
2000年12月13日，随着一纸《产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安徽省濉溪县“一位个体老板斥资六千万，皖北矿业三座煤矿产权被买断”的新闻，成了淮北地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从这一天起，县委主要领导神采奕奕的身影就频频出现在不同场合的会议主席台上，掩饰不住微笑的嘴唇不停地吹动着麦克风，不厌其烦地介绍着这次“加快改制步伐，盘活有效资产”的经验和政绩。
谁能想到呢？地球围绕太阳还没转满三个圈，随着巨额债务被悬空的银行频频起诉，权益受损的股东四处呐喊，这个典型的“权力寻租”、打着“改制”的金字招牌暗箱操作的畸型怪胎，却被法律的利剑力斩夭折。
2002年11月19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陈钢宣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合同法》，判决皖北矿业公司的产权转让行为无效，《产权转让合同》予以撤销！
亲爱的读者，也许您认为，真理战胜了谬误，法律显示了威严，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受尽苦头的人们应该举杯共庆了？
不！严酷的现实远远超过了正常人的想象，那些权大于法的人们，正把一开始的错误推向更远——11月24日上午9点，濉溪县友谊宾馆二楼会议室。皖北矿业公司所属三座煤矿及公司机关副矿级以上干部正在开会，董事长胡庆丰强调：各级干部要认真做好职工思想工作，在法院判决尚未生效及县“ 两会”期间，要确保职工队伍稳定，严格依法办事。
会议进行不到10分钟，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事先埋伏在会场四周房间的100多名公安干警，突然从两个门冲进会议室，拍照摄像之后，强行将25名参加会议人员带到县公安局看守所，没收手机，讯问口供，限制人身自由。
当天下午5点，公司5名董事及一名会议记录人员宣布被依法行政拘留15天，其余19人释放。
第二天上午，县委领导下达电话通知：全县所有律师事务所不准代理皖北矿业公司被拘人员的行政复议要求！
就连死刑犯都拥有的申诉、上诉和依法获得辩护的权力，都远离了这些无辜的人们！
森严的执法之地变成了儿戏的场所，神圣的法律被权力的淫威替代。坚持维权的人们被圈进了“铁窗”，目无法纪的“公仆”却仍在为所欲为。
本来，显示法律尊严的判决书刚刚下达，权益受损的3000多名矿工便天真地认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春风终于催化了心头的坚冰，法律的公正终于使股东的合法权益得以复归。但血淋淋的现实，使广大职工的心一下子又凉透了，纷纷发出呐喊：“中国的法律为啥在濉溪县行不通？‘三个代表’为啥对我们不适用？这些县官们究竟代表了谁？”
极端的错误带来了极度的荒诞，也带来了沉重的笑声。在历史冷峻的面孔上，尽管笑得是那么勉强，但它仍然在笑，因为，它已经隐约发现，我们民族存在的某些弱点应当如何矫正，冲坏的法律“堤坝”应当如何修补……
在“改制”的旗号下
濉溪，地处缘煤而生的淮北市南部几公里。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濉溪是一座构筑在“烁玉流金”黑色之上的农业大县。
六十年代以前，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淮北这座城市的名字，濉溪却早就名声在外了，当你走进幽深的历史邃道，就不难发现，雄浑古朴的隋唐运河开凿，战旗高扬的陈胜、吴广义举，刀光剑影的捻军大拼杀，血火交织的淮海大决战……无数志士仁人的歌哭与吐纳，豪迈与悲壮，浸润和铸就了这块文化积淀丰厚而经济孱弱贫穷的土地。然而，淮海战役的炮火与硝烟在这块土地上消失殆尽之后，连年不断的旱涝灾害和历史与现实的人为折腾，伴以封建落后的国民精神与狭隘保守的农民心态，终没改变繁衍生息的芸芸众生们那一张张被贫困揉搓得沟壑纵横黄色的脸……
岁月悠悠，物换星移。历史的车轮轰隆隆地滚进21世纪的大门槛。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蕴藏在中国国民血液里的一切善和恶，一切积极和消极的潜质都在尽情地释放。改革开放走向纵深，招商引资热火朝天，祖国处处闪烁着裂变的火光，煤城淮北发生了转型的呐喊……
濉溪的父母官们终于沉不住气了，他们感到了危机。
更沉不住气的是省下派干部赵高升。这是为什么呢？
看来有必要交待一下当时的背景。
他1997年10月从省委机关来到濉溪县，在县长的位置干了几年，虽说现在走上了县委书记的位置，成效却并不那么理想。眼看同时下派的年轻干部一个个春风得意登上人生进步的旋梯，自己还是原地踏步，没能改变多年的老“处级”，摊谁能不急？已是人生40岁的年龄，谁不想进步呢？不是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吗？搞经济，搞经营，实现效益最大化是“硬道理”；搞政治，走仕途，不断进步提拔才是“硬道理”。无论是为了党的事业，还是为了自己的前途，都必须有一番大的作为，必须迅速改变濉溪县的形象。可是这几年虽然做出了不少努力，动了不少脑筋，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他上任之初“三年跨出三大步”的承诺却全然落空，全县经济连年下滑，全省排名弄了个经济总量倒数第几名。
令人搔头的事还有计划生育，60个村发生的用公款购买假“引产证”事件轰动全国；一个五沟镇计划超生户就达85%，单是党员干部超生就达333人；最近又有一名计生干部因矛盾激化被超生户活活砍死，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天字号老大难”工作已难到何等程度；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工作是衡量政绩的重要环节，又是“一票否决制”，全县一直在全省的“锅底”跳不出来，他这个县的“一家之主”，怎么能不感到头疼？
还有那些离退休老干部，实在是吃饱了撑的。本来全县20多个乡镇就到处“冒烟”，虽说时常动用公安沿路设卡、围追堵截，“上访专业户”、“上访专业村”还是越来越多，上访层次也越来越高，由县到市到省，堵不住、防不了，甚至闹出过北京天安门“跪国旗事件”。农村人没文化，没水平，也就罢了。但几百名离退休老干部要文化有文化，要水平有水平，有的原来还是部委办局的头头或县处级干部，现在也不跟县委“保持一致”，成天搞得他吃不香睡不甜。这些老干部拿着市、省、中央的红头文件，这边组织一班人围着县长、书记质询工资拖欠、福利待遇不兑现的原因，那边却选派代表跑省赴京“举报”他从政治到经济的所谓“违法违纪”问题，这确实破坏了自己的形象。
最苦恼的是政治上的失意。淮北市下辖“三区一县”，濉溪县就相当于淮北市的“独生子”，一个濉溪县就占去全市人口总数的一多半，因此，在选票常常决定政治家命运的今天，无论是党代会还是人大、政协会，凡是想到淮北市政治舞台上亮相的角色没有一个敢小觑濉溪县代表团的，每次市里换届选举最吃香的就是濉溪的代表。人们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市里换届，100多万人口的淮北市竟然没有选出个市长，濉溪县人大代表搞了个“10人联名”推荐，却一下子就把县人大主任和县长双双推到市人大副主任和副市长的位置。尽管前几任县委书记大都进了市委常委，可不久前，赵高升作为省里指定的“候选人”参加市“党代会”却大跌眼镜，不仅没选上市委常委，连市委委员也没弄上，票数倒数，只弄了个“候补委员”。
这次打击太大了！党心不可违，民心不可违。赵高升清楚，他“栽”到了众多代表手里，特别是濉溪县的代表——如果超过全市半数的濉溪县党代表能投他的票，岂是这个结局？
他不愿自己的政治生涯到此划上休止符。
他必须变压力为动力，振作精神重新奋起！
他决心锐意开拓，真抓实干，振兴濉溪经济！
但在濉溪，“振兴”谈何容易？处处都要钱。白手起家的神话时代已经过去了，“点石成金”的魔方也已失传。现在人们都是实打实地站在地面干事，没钱难办事，办事必须有钱！无米之炊，无鸡生蛋，岂不是天方夜谭？
用历史的眼光看，时代前进了，濉溪也前进了。可现代人必须用现代思维、超前思维横向比较。这一比，问题严峻了，别说与富得流油的沿海开放地区比了，就是和周边江苏、山东的兄弟县相比，也慢了不知多少个节拍。正如从南向北看濉溪县版图，濉溪县的经济发展活脱脱就象一个年迈负重、蹒跚前行的瘸腿老人，农业腿长，工业腿短，所有工业企业几乎个个亏损，全县农民不少没过“贫困线”，工资发放年年拖欠，财政亏空上亿元……
一步跟不上，步步都落后。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有句名言：“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
一切的改革，一切的社会进步，都不能无视金钱的存在。因此，从他1997年底成为一县之长后，便提出了“超常规、跳跃式发展濉溪经济”的口号，决心创造濉溪辉煌！
参观。考察。取经。浏览。
赵高升带着一队队人马走向流金淌银的经济发达地区，听着人家滔滔不绝地介绍各自的发展经验，真是高山深谷，胸中各有丘壑；八仙过海，谁都有秘招“绝活”。诸多见之于报端和文件的那些条条款款自不消说，都是值得濉溪效仿直追的。除了公开的阳光招数，还有秘而不宣的诀窍：
打政策的“擦边球”——到政策的边缘寻找出路，钻政策的缝隙谋求发展！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特殊的政策，就有特殊的利用办法！
但这几年，似乎对外地经验借鉴的还不够，改革的力度还不大，发展的步伐还不快，虽说全县40多个国有企业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制，承包、租赁、股份、拍卖……浑身解数都用尽了，还是收效甚微。基础设施差，招商无人来，税收杯水车薪，工资照旧拖欠；职工没饭吃，群众去上访……如此这般，怎能保障政权稳定，社会稳定？
赵高升站在这块新老交替的热土上，宏观分析，微观思考，“借鸡下蛋”，“借船出海”，“拿来主义”……都以哲学的命题注入濉溪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他看到，观念滞后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提，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看来还是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加大力度，把改革推向纵深！
穷则思变。穷得没钱，囊中羞涩的客观现实，又要开拓未来创造辉煌，这就迫使我们的改革家必须在夹缝中杀开一条血路！
新任县委书记产生了新的思路：“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加快企业破产改制，推进私有民营步伐”。
好像是历史老人随意拨动了一下琴弦，偶然之中就包含着一种必然，在这洒满淮海战役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新书记赵高升又雄心勃勃了，他要为濉溪县的腾飞开拓一条新的航道。
新一轮“企业改制”的号角吹响了。
濉溪县众多商业金融机构万万没有想到，县委、县政府高扬“改制”的旗帜，在不断制造着一个个政绩和神话的同时，也制造着中国经济特有的泡沫和无奈。记者采访时，建设银行濉溪县支行行长胡杰一肚子苦水直往外倒：
“什么改制？纯粹是一股‘逃债风’！不知县里从哪里学来的‘歪经’，改制‘一刀切’，破产‘大呼隆’，说到底，就是假改制，真逃债，恶意悬空、逃废金融债务！”
在工商银行濉溪县支行，工作人员从档案柜里取出几份上报省市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要求维护金融秩序的“紧急报告”。他从中抽出一份材料递给记者，气愤地说：“这是一个典型暗箱操作的‘破产案例’，新公司成立两个月才知道。”记者看到：
由县化肥厂改制而成的佳友公司累计欠了县工行贷款本息1.02亿元，占支行贷款总额的36%。2000年6月，县政府以“改制”为名，先将佳友公司价值2350万元的土地使用权剥离归还县财政局欠款，并以此资本新成立一家国有独资的欣欣公司，再由欣欣公司租赁佳友公司现有资产进行经营，所有银行债务仍由已成空壳的佳友公司承担。2001年3月19日，县法院宣布佳友公司破产，于是县工商银行的上亿元债权就全给“甩”掉了。就在破产终结的同一天，县政府又任命了一个新的经营班子，几乎原班人马又在原佳友公司场地恢复了生产。
县服装总厂和工业用布厂等4家企业，也在这种“改制破产”的招牌下，将工商银行县支行的1.3亿元债务全部悬空和逃废……
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有人曾形象地把企业与银行比作鱼水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在濉溪县，这种“鱼水关系”却变成了“青蛙与水”的关系，没有钱时，青蛙急着往里跳，钱一到手，就拼命往外跳。负有监管职能的市人民银行行长张震这样告诉记者：
“很多企业把‘改制破产’作为‘逃债逃生’、摆脱困境的重要手段，逃债手法不断翻新，有的变卖企业有效资产，有的不规范合并或者分立新公司，有的多头开户，还有的干脆不与借贷银行往来，公开逃废金融债务。”
金融债务逃废成功之日，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之时。“金蝉脱壳”式的逃债狂潮，导致了巨大的“金融黑洞”的出现，分管工业副县长何为民在接受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说，近年已破产的45家企业，累计涉及银行债务就达6亿多元。
濉溪经济必须发展。赵高升的这一思路没有错——经济上去了，啥话都好说，啥事都好办，离开发展这个“中心”奢谈其它，一切行动一切思想都有可能是“乌托帮”——类似于赵高升这些下派干部这样的战略思考，人们或许不难理解，出于“镀金”提升的需要，必须尽快地出“政绩”，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孤立现象，它是中国人好大喜功情结的根深蒂固反映。
然而，都想从国家这个口袋“挖”一块，如果“逃废债务”的思维浸透了人们的灵魂，成为逃生的唯一手段和目的，国家，就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负有监管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濉溪县支行行长董玉玲深感忧虑，他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
几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都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监管警戒线，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比高达98.8%，农村信用社为90.1%，建设银行达到86%……
大规模的逃债风波使众多商业银行叫苦不迭，淮北市金融系统专门召开了全市、县、区行行长联谊会形成决议，呼吁将濉溪县列为“金融高风险区”实施“联合制裁”。他们说，除了一批企业信誉缺失、恶意逃废金融债务之外，县委、政府部门的怂恿支持和地方保护主义是这场风波的根源。建行淮北分行副行长王建民无可奈何地告诉记者：
“很多企业破产、改制都是政府直接违规操作，捂着盖着，对债权人连招呼都不打。就拿皖北矿业公司来说，股份制企业，二亿多元的资产，2000多万吨的煤炭资源，县委书记一句话，定价6000万元，说卖就卖了。既没开董事会、股东会，也没进行资产评估，更没通知债权人。建行最倒霉，四五千万元的债权，都给悬空了。为了追索债权，我们两次起诉费就花了50多万元，到现在还不知结果是什么！”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经对我们的银行贷款模式作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个萝卜一个坑。
意思是说，政府早就预先挖好一个个的坑，就是要让银行逐个往里放。银行根本没有自主权，要你的钱没商量。
濉溪县把外地考察学到的“真经”演绎的淋漓尽致……
历史的演进有时就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如同一位著名生理学家证明的那样，一只长期被锁在笼中的黄莺，冲上云天后发出第一声狂癫的啼叫，心脏就会因这骤然的强烈变化而撕裂。
濉溪县这场失去理智的“改制逃债风”如果不闹出乱子来，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事。虽说是凡事都有个界限，但正如老黑格尔那句极为狡黠的话那样，“有了界限就意味着将要突破这个界限。”
法律的界限、法律的堤坝在濉溪县就这样给冲垮了。
皖北矿业公司产权大甩卖的闹剧也就拉开了序幕。
黑色的“13”
让历史的指针回到2000年那个令人心悸的严冬。
这是年终岁尾的12月13日下午。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人的观念里，13都是一个不太吉祥的数字。但这个不吉利的日子，偏偏让皖北矿业公司董事长胡庆丰给撞上了。
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寒流，猛烈袭击着淮北平原上一座小小县城。厚厚的云层似乎把太阳的温度都截留的干干净净。斑驳破旧的萧县政府招待所203房间虽然亮着一支40瓦的日光灯，整个房间仍是那样阴沉而奇冷。房间正中的桌子上，静静地摆放着两份县里早已打印好而内容相同的《产权转让合同》。桌子一侧，浑浊光影照射下的几张脸庞显得那样苍白无光，几双焦灼而充满期盼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倚窗而立的一个中年汉子——黝黑的面孔、中等偏瘦的个头，深灰合体的西装。
这个中年汉子就是胡庆丰。
或许尖锐的争吵持续得太久的缘故，下午5点多钟，几张表情各异的脸上都呈现出了极度的疲惫与难耐，房间出现了短暂的静寂。
胡庆丰临窗远眺，只见朦胧的暮色笼罩了这座小城，大地在灰暗混沌中显得异常的困倦。他那淡淡的双眉拧出一股忧虑和愁闷，疲惫深深地刻在他瘦削的脸上。窗外近在咫尺垂直交汇的交通路口，仿佛构成一枚巨大的十字架，重重地压到了他的脊梁上，他感到不堪重负，心力交瘁，蹲下，又站了起来。看着街道两边稀疏的行人，他仿佛看到失业的矿工兄弟艰难的步履，卖菜的挑夫，黄包车夫、推车卖浆者流……
他无声地佇立着，如同一尊黑色的雕塑。
大脑的150亿个细胞元在高速旋转。十年的风雨兼程好象就发生在昨天：
皖北矿业公司的前身是一座年产15万吨的乡镇企业土型煤矿，1990年8月，一场10人死亡的瓦斯爆炸把它推到了倒闭的边缘。临危受命担任矿长后，他带领广大职工靠1270万元贷款艰难起步，土矿“洋”管，小矿“大”管，终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完成了自我积累，又在资本滚动中跳跃发展。经过技术改造，矿井连续7年年产超过30万吨，又建成选煤厂、炼油厂等一批“三产”企业，不到10年，资产规模猛增到2.23亿元，上交税费6千多万元，分别是建井投资的18倍和5倍，成了全县经济的四大支柱企业之一，先后荣获全国质量标准化矿井、全省50强乡镇企业、明星企业及市、县各类先进称号200多项，他也多次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优秀党员……
回想起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他的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遏止的热流。
1997年10月1日，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参与指导下，1244名职工一次性买断了企业量化设置的7135股的全部股权，全体股东选举产生了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们百分之百的投出了信任票，他成了董事长，从那时起，土型煤矿就成了股份制的皖北矿业公司。当时土型矿资源逐渐枯竭，为了搞好生产接替，便自筹资金，自己勘探，二年时间，吉山、赵楼二座实际年产50万吨的煤矿就投入试生产。国家地矿局、煤炭部和省厅专家一致认为，无论是建井速度、建井质量，还是技术设备，都是一流的……
十年的苦心经营，职工的心血汗水，上亿元的集体资产，竟然要毁于一旦？资产归全体股东所有，3000名矿工和股东还在鼓里蒙着，自己的财产就“金蝉脱壳”让人活吞了？
是的，他必须挺住－－为了他矢志追求的事业，为了关心、同情他的人们，为了他的三千矿工兄弟！
“签了吧！”几个软硬兼施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不能签！”一个声音在苦苦僵持固守着防线。
又是一阵互不相让的争吵。
又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默。
沉默。争吵。争吵。沉默。
围绕这份《产权转让合同》，时间在“签”与“不签”的对峙争吵中一分一分地流淌着。
胡庆丰点燃一支烟，猛地抽了几口。他的思绪也随着烟雾在升腾……
好运并非永远相伴。
恰恰是这两座新建煤矿带来了麻烦。
产业结构高速调整和经济市场化进程，历史一个急转弯，把全国所有煤矿和矿工都无情地抛出了常轨。光荣和辉煌成为过去，曾经用脊梁扛起共和国经济天空的产业工人全都进入了弱势群体。皖北矿业也毫不例外地卷进这场全国性的“黑色大幽默”，全国煤炭市场的持续低迷，使两座新矿一时难见回头钱，上亿元的建矿债务却要还。扩张规模没能产生理想的规模效益，再加上二三千万元的应收款要不回来，皖北矿业公司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到1999年上半年，不光职工工资时常拖欠，水电费、税费款也难以支付了，更谈不上去偿还银行的贷款。
皖北矿业公司在市场风雨中苦苦挣扎。
三千名矿工在困境中祈盼着政府支持。
(1)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