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微处凸现尊严-华闻时空

——读江东璞玉小小说
杨晓敏
小小说靠单纯通脱的艺术魅力，吸引一茬茬文学爱好者。千把字的篇幅里腾挪，早已高手如林。题材或乡村或城市，笔触或深情或犀利，风格或传统或荒诞，不少经典另辟蹊径，摇出独有的芬芳。也有些写作者，没等到一举成名的契机，却始终不弃不离，凭着痴情，数十年如一日地追寻，从生活里淘素材，在千锤百炼的文字中修行。江东璞玉，便是这样一位执着的写作者。
他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稍长有十年流浪生活，后定居城市。年少时淳朴的乡间生活给了他笔下的人物，游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痛苦而执着地找寻现实与精神的契合点。与其说他在写作，不如说他在写自己徘徊的心境。那些不起眼的日常物件、转瞬即逝的表情变化、欲言又止的对话片段，都成了人物尊严的载体。尊严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宣示，而是渗在每一次呼吸、每一个选择里的生命底色。
《1983年的雨鞋》里，“我”是个家境贫寒的高中生。那年阴雨连绵的秋天，只能穿一双“雨大防不了水，也挡不了泥”的黑色橡胶雨鞋上学——这种鞋“是给穷人准备的生活必需品”，穿久了“把脚捂得死臭”。镇上三个穿戴漂亮的女生，每次见到“我”和正芳走进学校就高声喊“雨鞋——雨鞋——”，然后不怀好意地笑。这个外号像一根刺，扎在青春期少年敏感的自尊心上。
“我”因不愿穿雨鞋，执拗地不去上学。父亲知道真正原因后，第二天早早去镇上找到供销社主任，掏出一个礼拜工资买的纸烟递给“没拿正眼看他的主任”。他说：“孩子大了，有脸了……算我求你，你给你的女儿说一声，再不要喊我的孩子‘雨鞋’了好吗？……算我求你……”同样的烟递了三个人，同样的话说了三遍。一个乡村教师，放下自己全部的知识分子尊严，只为恳求别人别伤害自己孩子的尊严。
父亲的形象甚至有些卑微——递烟时对方“没拿正眼看”，他低声下气地“算我求你”。正是这种卑微，反衬出父爱的深沉与伟岸。那双雨靴最终没有直接出现在故事里，但“后来的三年高中生活里，再也没有人喊我的外号了”。作者没有正面描写父亲求人时的窘迫，而是通过结果反推过程，留白处催人泪下。一双雨鞋，见证了贫困年代的屈辱，也见证了父爱如何用自己仅有的微小资本，一句“算我求你”，为儿子赎回做人的尊严。
如果说《1983年的雨鞋》写父爱为儿子守护尊严，那么《一里一里的阳光》写的是一个少年用自己的行动赢得尊严。少年扛着一根松木椽，从家里出发，走三十五里路去镇上卖椽买小人书。奶奶说他扛不动，他却在心里笑了。他走一里地歇一次脚，走一里地抬头看一眼阳光。阳光“一里一里”照在他身上，也“一里一里”照进他的生命。
这根椽在离家十里的河口只卖一块钱，不够买他梦寐以求的《地道战》《地雷战》。一位好心买主告诉他：“孩子，你如果再走十里，上了药籽岭，这根椽就能卖到一块两毛钱！”少年咬了咬牙，扛起越来越沉的椽继续上路。最终他多卖了两毛钱，攥着一块二毛钱“嗷嗷地叫，向着远方的大山”。可赶到供销社时，小人书刚刚卖完。一个拿着那几本书的大姐姐看到少年眼里的惋惜和渴望，说：“小弟弟，这是给我弟弟买的，你先拿着吧。我明天再买。”少年的眼泪涌出来：“大姐姐，谢谢你，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少年为梦想付出的艰辛，最终并未以“买到书”收场——书是别人让给他的。他拿着手里还剩的一角钱，“买了两个烧饼，那是给奶奶的”。回家的路上，“西斜的阳光一里一里地送着少年往回走”，他玩起了地雷战、双枪李向阳的游戏，“腰杆挺得笔直，像个得胜的将军”。少年的尊严，不在于最终拥有了什么，而在于为一个微小的梦想，愿意付出三十五里路的跋涉。结尾处作者点明：“1983年的阳光，一里一里地照在少年的肩上，少年的肩从此硬硬的。”多年后少年成长为成功的商人，他常常给员工讲这个故事，说“成功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行动！快乐地行动！”
与前两篇相比，《一粒瓜子的幸福》呈现出更复杂、揪心的尊严景观。瓜子是个“飘梢子”的漂亮姑娘，因眼头高挑来挑去成了剩女，最后下嫁给“初中念了一年就去建筑工地搬砖”的砖头。砖头长得不帅，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狗屁不通的文章”。瓜子骂他：“整天写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能吃啊能喝啊？”多年后，砖头成了知名作家、文化公司总监，瓜子则不顾一切来到北京，去饭店做洗碗工，一个月3500元。砖头当着她的面和漂亮女人语音聊天，“嘎嘎”的笑声让瓜子忍不住流泪。砖头提出离婚，瓜子说：“不——我们有孩子！儿子都十七岁了！你说过咱妈还需要我照顾呢！”
这篇小说展示了一种尊严的另类吊诡：瓜子似乎始终没有“醒悟”到自己的不幸。她一直不明白，什么时候，她和砖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种“不明白”，恰恰是小说最刺痛人心的地方。瓜子的尊严是什么？是她固执地守着“家”的形式，是她“我可以养活我自己”的独立宣言，是她面对离婚要求时本能抓住“孩子”和“咱妈”这两根稻草。她不是一个觉醒的女性，但她是一个真实的、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挣扎的女性。
江东璞玉没有批判她，也没有为她指明出路，只是忠实地呈现了她的困惑与坚守。这种呈现本身，就是对这一群体尊严的尊重——她们或许“不明白”，但同样在努力地活着。一粒瓜子，看似微不足道，却蕴含着生命发芽的全部可能。只是这粒瓜子能否等来属于它的春天，小说没有给出答案。
如果说前三篇的尊严都带有某种“隐忍”的色彩，那么《唱着生活的男孩》则展示了一种外显的、乃至带有反抗性的尊严。一个高度残疾的男孩坐在特制轮椅上，在河滨南路唱歌讨生活。他的脸上“没有乞求，也没有惯常讨生活人的可怜相”，而是“自信的表情、灿烂的笑容”。他用心唱，用全部感情唱，对每个给钱的人感恩虔诚，绝无卑微。
电视台记者长毛的高中同学“老鼠药”想表现慷慨，掏出五十元钱冲男孩喊：“嗨，过来！嗨，过来！”男孩看了一眼“老鼠药”，继续唱他的歌。男孩和母亲用沉默的行动，完成了一次对施舍者居高临下姿态的拒绝。他们不是不需要钱，但不需要以丧失尊严为代价换来的钱。“老鼠药”那声“过来”，带着召之即来的轻慢，而母子俩的平静走过，是对这种轻慢最有力的回应。江东璞玉将这种尊严书写推到了极致——身体的残疾、生活的困顿，都不能剥夺一个人说“不”的权利。男孩的歌声在“冬日的阳光里更显温暖”，这温暖不仅来自阳光，也来自他那颗不屈服的心。小说标题“唱着生活”而非“讨生活”，一字之差，境界全出。
《强子和麦子的故事》融入了灵异元素，艺术上丝毫不减其现实主义的穿透力。强子和麦子是初中同桌，强子曾在月光如水的夜晚偷偷亲了麦子的脸颊，被甩了一巴掌。多年后，麦子已嫁人有了孩子，一次回娘家的路上，强子两次拦住她，恳求她去家里坐坐。麦子以天色不早、孩子瞌睡为由拒绝。两次对话几乎完全相同，连“天色忽然就暗下来”“狗吠了两声。强子不见了”的细节都如出一辙。后来麦子向一个人打听强子的家，人们惊讶地说：“强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原来强子高考差五分落榜，复读一年考上却没钱上大学，回家后变得少言寡语，三十岁还没说上媳妇，上吊走了。
小说的震撼力来自那个幽灵般的“拦住”。强子的鬼魂在生前必经的路口等待麦子，只是想让她“去我家看看，去我家坐坐”。他说：“我一个人。我很冷。我很孤独。”这哪里是鬼魂的呓语，分明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灵魂最后的呼告。麦子最终去商店买了厚厚一刀火纸，在纸上写了强子的名字，烧纸时告诉他：“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在那边好好的。”麦子眼里有了泪，“心酸酸的”。她再也没有见到强子，但她说：“我其实还怪想强子的。”
这篇小说中的尊严属于强子，也属于麦子。强子的尊严在于，他即使成了鬼魂，也只是“拦住”恳求，而非纠缠或胁迫。他的孤独与寒冷，是失败者最后的体面。麦子的尊严则在于，她拒绝了生者的强子，却善待了死者的强子。她烧纸时说的“在那边好好的”，是对一段青春情愫的最终安放。
这些小说不追求离奇的情节，而是从日常琐事中提炼诗意，宛如与三五老友午后闲聊家常，娓娓道来，点点滴滴，看似鸡毛蒜皮，细读却耐人寻味。作品中的人物，“名字土得掉渣，说话满口乡音俚语”，却个个有血有肉。父亲、少年、瓜子、残疾男孩、强子与麦子——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喜怒哀乐或许不为高堂广厦所关注，但江东璞玉以平等的视角、悲悯的情怀，为他们“画像立传”，因为他们都活得有尊严。江东璞玉用他的笔，为这个群体、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证词。
“浪子是风筝，线永远都牵在故乡的手上。”这些人是乡村的留守者，也是城市的开拓者，好在江东璞玉懂得用自己的笔，为生活也为内心，记录下这城乡之间的诸多无奈与万般纠结。

作者简介：杨晓敏，豫北获嘉人，当代作家、评论家、小小说文体倡导者，河南省作协原副主席，华夏小小说研究院院长。

◆ ◆ ◆ ◆ ◆

附：江东璞玉小小说五题

1983年的雨鞋
1983年的秋天，咋就那么阴雨连绵？校园里那几棵歪脖子柳树，落下满地衰败的叶子，鹅卵石铺就的甬道上满是翻滚的泥浆。土墙灰瓦的教室台阶，沾满了从鞋子上刮下来的泥巴。
那个秋天，我脚上常常穿的是一双黑色橡胶雨鞋。这种鞋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或许已经绝迹了。它的材料就是今天的橡胶雨靴，鞋筒没有雨靴那样高，普通解放鞋高低。它是给没有钱买雨靴的人准备的，就如今天的廉价房一样，是给穷人准备的生活必需品。这种鞋，雨大防不了水，也挡不了泥，天晴了穿在脚上不透气，把脚捂得死臭。很多时候，我从家里给学校走时下雨，就很不情愿很无奈地穿上那双雨鞋。和我结伴去学校的是正芳，我们村里唯一姓韩的一个女生。她上初三，我上高一。我们俩的教室都在学校的后院。我的教室在第二排最西边，她的教室在第三排最西边。坐在教室里，透过窗子玻璃就可以看到对方。正芳不至一次对我说，不要穿你那双雨鞋了。我知道她是好心，我答应她不穿雨鞋穿就只能穿那双黄胶鞋——洗得发白的胶鞋，此外就是我母亲做的布鞋了。上高中之前，我一直穿母亲家做的布鞋。暑假结束，我成了村里唯一考上高中的学生，离开八里外的公社中学来到镇上读书，我就再也不穿母亲做的布鞋了。但从供销社买的胶鞋和雨鞋同样没有给我带来自尊和荣耀，更多的还是屈辱。
屈辱是正芳给我带来的，但我不会怪她。正芳班里的三个女生因为正芳知道了我，认识了我，虽然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那三个女生是我们学校穿得最漂亮，打扮得最时兴的女生，听正芳说，为首那个是供销社主任的女子，另外两个女生一个是镇上医院医生的，一个是学校老师的。这三个女生每次见到我和正芳走进学校就高声喊：“雨鞋——雨鞋——”，然后就不怀好意地笑。我的脸一刹那间就红到脖子根。正芳就骂她们不是东西。
那时候，老师在班会上强调纪律时，总不忘加上一句，严禁给同学起外号。而我的外号“雨鞋”不是我们班上的同学起的，老师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每次远远地看见那三个不怀好意的女生斜过来的眼光，我穿雨鞋的脚就不知该往哪儿搁，我恨不得地下有个缝，忽然就钻进去无影无踪。可我知道，我只要还在这个学校读书就永远也甩不掉她们的眼睛和嘴巴。就是在我没穿雨鞋的日子里，那三个卖烧馍不离笼袢的女生也会远远地喊“雨鞋——雨鞋——”。
我曾经无数次给母亲说，我不穿那双雨鞋了，给我买双雨靴吧！可每次我的愿望都在母亲的叹息声里化为乌有。我知道，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要盖房，一个要娶媳妇。我父亲每个月五、六十块钱的工资去黑市买粮食都紧巴。
那个秋天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不顾母亲的劝阻，执拗地没有去上学。因为这个礼拜老天的脸总阴着，天空中的雨丝总也没有扯断过。正芳一次次给我捎来老师的话，让我快快去学校上课，都被我无言地拒绝了。在外教书的父亲礼拜六回家，从我母亲和正芳嘴里知道我不去上学的真正原因后，破天荒没有骂我。我父亲把他宽大的手掌放在我的头上婆娑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的礼拜天，我父亲早早去了镇上，他找到了供销社的主任。我父亲掏出他用一个礼拜工资买的纸烟递给没拿正眼看他的主任。我父亲说，我今天就用这买粮食的钱给孩子买一双雨靴。你知道，这样，我们一家半个月就要吃稀饭了。可是，孩子上学要紧呐！……孩子大了，有脸了……算我求你，你给你的女儿说一声，再不要喊我的孩子“雨鞋”了好吗？……算我求你……
我父亲同样的烟递了三个人，同样的话说给三个人。三个人都被我父亲感动得连连点头。
后来的三年高中生活里，再也没有人喊我的外号了。当我奇怪地问正芳这是为什么时，正芳告诉了我这其中的秘密。她说，那三个女生不让她告诉我的。她们说，我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一里一里的阳光
少年抬起头，太阳正从屋后的山岔岔里窜上来，红彤彤的脸盘子有奶奶和面的盆那样大。一缕一缕的阳光金灿灿的从那些柏树、松树的缝隙里射出来，照在院坝的石碾上，照在房前屋后的篱笆上。
少年眯了眼，望了太阳一眼，义无返顾地扛了屋檐下靠着的那根一丈长，两扎粗的松木椽——那是昨天下午从屋后自留山上放倒的。少年的心里有一个秘密，他没有告诉奶奶，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少年穿一件草绿色军便服，蓝叽咔布裤子，膝盖和屁股上打了四个圆圆的补丁——那是奶奶的杰作。少年的脚上是露出两个大拇脚趾的手工布鞋——那是奶奶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少年的母亲在少年三岁时就离开他去到另一个世界，父亲在百十里外的乡村中学教书，少年和奶奶相依为命。少年肩上那根椽起先并不是很重，那根椽刚刚放到少年肩上时，少年竟然在心里笑了，笑意不易察觉地漾到了嘴唇，我完全能扛动嘛，奶奶也是，竟说我扛不动的。
少年走了一里地，过了清冽冽的小河，柔柔的水从小腿上滑过，感觉像小鱼的嘴啃了一下，痒痒的，很舒服。少年抬头看了一下太阳，太阳离开山顶也一里地了。少年在心里说，太阳公公和我赛跑呢。阳光照在少年的身上，少年的浑身就暖暖的、热热的，少年觉得肩上的椽也热了，也沉了，就把身子往前一倾，随势把椽杵在地下，两手扶了，靠在肩膀上歇了脚。就这样，少年走一里地，就歇一次脚，走一里地，就抬头看一眼太阳，走一里地，阳光就在少年的额头上、脊梁上涂上湿漉漉的汗水。
少年和他的椽终于走到了离家十里的河口。河口是东河和西河的交汇处。两股清凉凉的河水在这儿汇合后又不知疲倦地随山跟蜿蜒向东，翻着波浪流五里地汇入丹江河的支流古月河。河口是山和塬的交界。塬上的人盖房子要到这儿买檩、买椽；山里人要拿木料换成粮食，就要把椽啊檩啊扛到这儿来卖。这样河口就成了自发的木料市场。少年的椽买主给一块钱。少年在心里算了不知几遍帐，知道这一元钱实现不了他的梦，少年就很沮丧。一个好心的买主对少年说，孩子，你如果再走十里，上了药籽岭，这根椽就能卖到一块两毛钱！少年冲那个人笑了笑，说，叔，你是个好人！
少年咬了咬牙，扛起越来越沉重的椽又上路了。这时候，太阳公公正好爬上头顶，阳光端端正正地从头上泻下来。少年的浑身热，少年的心里却亮。少年走在哗哗流动的河水边，心里也像这小河的流水一样欢快和幸福。
一里一里的阳光，小河感觉到了，金色的阳光在水面上一闪一闪，随着小河向大河、大江、大海奔去；金色的阳光也洒在少年的身上，少年甩开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抖落了阳光的珠子。少年又走了十里地，上了药籽岭，少年累得一屁股坐在岭上的石头上，直喘气。少年去农渠里喝饱了黄亮亮带着初夏泥土气息的水。那根椽果然多卖了两毛钱。少年把一块二毛钱攥在手心里，嗷嗷地叫，向着远方的大山。那是喊给奶奶听的。
少年又抬头看了看天。天是那样的蓝，蓝蓝的天上飘着小绵羊一样的白云。少年这回没看阳光，知道阳光还在他身上取暖。少年不理它，径直去了十五里外的镇上。少年走进供销社，少年走到放着小人书的柜台，少年早想得到《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小人书了。少年把钱递给售货员，少年说出了小人书的名字。售货员抱歉地说，刚刚卖完。少年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涌出来。少年说我是扛了一根椽走了三十五里地来买书的。少年的身旁站着一个大姐姐，她的手中正拿着那几本少年梦寐以求的书。少年的眼里就充满惋惜和渴望。那个大姐姐看到少年的眼神，说，小弟弟，这是给我弟弟买的，你先拿着吧。我明天再买。少年说，大姐姐，谢谢你，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现在，少年的手里还有一角钱，少年走到烧馍炉子前，他要买两个烧饼，那是给奶奶的。
少年走在回家的路上，西斜的阳光一里一里地送着少年往回走。少年的腰杆挺得笔直，像个得胜的将军。少年往前跑了一里地，在路上挖了一个坑，埋了一个圆溜溜的石头，少年喊地雷战开始了；少年从路边折了两根树枝，折得很像手枪，少年很威风的左右开弓，大喊，双枪李向阳来了……
1983年的阳光，一里一里地照在少年的肩上，少年的肩从此硬硬的。从北方到南方，一里一里的阳光照在他的肩上，少年就成长成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常常给他的员工讲这个一里一里的阳光的故事。他说，成功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行动！快乐地行动！

一粒瓜子的幸福
瓜子她妈给她起名时看着怀里的小人芽儿，圆鼓鼓的脸蛋，白白净净的脸盘子，活脱脱就是一粒开瓢洗净的瓜子啊。
瓜子是他们村长得飘梢子的姑娘，因为眼头高，挑来挑去，最后眼看成剩女了，不得不下嫁给砖头。砖头家穷，初中念了一年就去建筑工地搬砖了。
瓜子和砖头结婚时其实挺委屈的。虽然瓜子也是初中毕业，但比砖头多念了两年书。砖头怎样看，都没有之前介绍给瓜子的男朋友长得帅。砖头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狗屁不通的文章——每当看到砖头写字，瓜子就这样想，有时候就骂出声，整天写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能吃啊能喝啊？有那些空闲还不如捡几个饮料瓶子卖钱给儿子买奶粉吃。
砖头不说话。他在工地上下班就看书，不看书就写那些没用的文章。工友们都笑他，不打扑克不喝酒，小心老婆跟人走。抱着孩子的瓜子也觉得很没面儿，咋就嫁了这么一个神经兮兮的男人！
多年以后，瓜子和砖头在北京上班——砖头上班一年后，儿子上了技校，瓜子不顾一切地、固执地来到了北京。瓜子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危机。砖头说，你来北京干啥啊？儿子在老家，咱妈在老家。他们都需要照顾！瓜子不说话，往砖头身边挤了挤。砖头继续在手机上和网友聊天，聊得热火朝天。瓜子说，我明天就出去找工作。砖头还在聊天。瓜子说，我可以去饭店洗碗。砖头继续聊天。砖头是语音聊天，瓜子能听到手机那头女子开心的笑声。瓜子说，砖头，我可以养活我自己的！
瓜子固执地认为，她和砖头不是北漂一族，他们有工作，有单元房住——房是砖头公司给员工租的单元房，虽然宿舍距公司远一点，上下班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但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能住上五楼一室一厅单元房，有自己幸福的小窝，瓜子就为砖头骄傲！为自己的男人骄傲！就觉得自己是个很幸福的女人了。
瓜子最后去了一家连锁鱼庄做了洗碗工。饭店管吃管住，一个月3500元。瓜子一个礼拜可以休一天假。瓜子休假的时候，砖头除了睡觉就是在聊天。
砖头说他累了！砖头说他在谈业务。瓜子就洗床单、洗衣服、洗砖头的臭袜子、脏短裤，拖地板，刷马桶。做这些家务活时，瓜子累并快乐着。瓜子一边做活一边轻声哼歌“幸福女人不图啥，只要有个温暖的家”，很幸福的样子。
瓜子最无奈的是砖头当着她的面和那些漂亮的女人毫无顾忌的语音聊天。那时候，是砖头最开心的时候，却是瓜子最沮丧的时候。瓜子觉得她是很不幸福的，想哭。瓜子忍了忍，抹了一把眼睛。砖头还在聊，嘎嘎的，瓜子忍不住了，轻声说，砖头，睡吧！砖头转过身没理瓜子。瓜子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涌出来，顺着鼻翼两侧无声地流下来。
终于有一天，砖头对瓜子说，我们离婚吧！瓜子说，不——我们有孩子！儿子都十七岁了！你说过咱妈还需要我照顾呢！
砖头是知名作家的笔名。他现在已经是某知名文化公司的总监了。瓜子已经不是当年的瓜子了。
瓜子一直不明白，什么时候，她和砖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唱着生活的男孩
电视台记者长毛是在那个冬日的下午，在河滨南路看到那个唱着生活的男孩的。男孩坐在特制的轮椅上，一只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脚耷拉在地上。男孩穿着一身蓝色的制服，头上是一顶同样深蓝色的阔檐帽。男孩的另一条腿和音箱被一块蓝色的布幔遮挡住了，音箱上面就是男孩讨生活的电子琴。猛一看，男孩头戴的麦克风和男孩脸上从容、自信的表情，你看到的仿佛不是在大街上唱着讨生活的人，而是有一定台风的歌唱家哩。
长毛就是被男孩脸上自信的表情、灿烂的笑容震惊了。震惊了的长毛就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抓拍了好几张男孩醉心歌唱的特写。最让长毛感动的是，男孩自己根本动不了，轮椅是要人推着才能动的，而那个在男孩身后推着轮椅的人应该是男孩的母亲吧，朴素的家做袄上套一件很俗气的大花罩衣，领口处的扣子也没有扣上，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内衣。蓬乱的头发下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母亲的脸上永远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也许是生活的重负太沉重了，母亲的心已经麻木了。但这世界上，只有母亲的爱才是孩子永远的支柱啊。
男孩的脸上没有乞求，也没有惯常讨生活人的可怜相，他就是用心在唱，用全部的感情在唱。街道两边门市部的人快步走到男孩面前，在他的电子琴边放上五元、两元。男孩说，谢谢、谢谢老板！祝您生意兴隆！路上的行人也住了足，脸上都是欣赏的表情。一个小姑娘、一个老太太从身上掏出一块、两块钱给男孩送去，男孩点头，说谢谢小妹妹、谢谢老大娘！男孩在说谢谢好心人的同时，脸上是虔诚的，是感恩的。男孩的脸上始终是灿烂的笑容。
男孩在唱。男孩的音质好极了，男孩的台风也好极了。你根本注意不了他的下半身，他吸引你的是他从容、潇洒的上半身和那张充满阳光的脸。男孩身上的自强不息、自信从容让你根本感觉不到他是一个高度残疾的人。有人从二层楼上的窗户给男孩扔下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沉沉的。男孩的母亲捡起来，里面是一张和小木块捆在一起的十元钱。男孩抬头看到的是同样一张充满善良的脸。男孩对这张脸说：谢谢！谢谢！
长毛始终走在男孩的前面，他要抓拍几张最好的照片，拍一段最好的视频在电视台做节目。长毛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长毛这才发现他已经站在“老鼠药”的门市部门前了。“老鼠药”卖老鼠药发了财，就在市场开了间内衣店。“老鼠药”是长毛的高中同学。“老鼠药”说，做节目啊？长毛说，职业习惯嘛。“老鼠药”就说，给我和那个唱歌的小伙子来个特写好不好？我给他五十元。长毛就说，那敢情好啊！就退一步做好了拍摄的准备。
这时候，男孩的母亲不知道干啥去了，男孩动不了，只能在眼前的路对面自顾自地纵情歌唱。“老鼠药”就冲男孩招手，冲男孩喊，嗨，过来！嗨，过来！
男孩看了一眼“老鼠药”，仍然在唱他的歌。马路边摆摊的小伙子给男孩送去五元钱，男孩仍然说：谢谢、谢谢老板！祝您生意兴隆！四季发财！
“老鼠药”就对长毛说，小伙子的母亲怎么还不来，她不来，小伙子想来也动不了啊。
大概十多分钟吧，男孩的母亲终于来了。她推起男孩的轮椅掉转了头。“老鼠药”就喊，嗨，过来！嗨，过来！“老鼠药”在喊第二句时，就把手伸进腰间的钱包里，抽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冲那母女俩使劲晃了晃。
周围人的目光一下子都冲“老鼠药”射过来。
奇怪的是，男孩的车子在他母亲的推动下，从“老鼠药”的眼皮底下很从容地向前走了。母子俩看都没有看一眼“老鼠药”，男孩很专注地唱着他的歌《愿世界充满爱》，母亲的脸上表情很平静，像风吹过的湖面一样平静。
“老鼠药”张大的口和扬在空中捏钱的手定格了。
长毛拿摄像机的手也定格了。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在一阵子的静默之后，忽然明白过来，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河滨南路，绿柳树下，那个轮椅上的男孩，那个唱着生活的男孩在母亲的推动下，如醉如痴地唱着，他的歌声在冬日的阳光里更显温暖。

强子和麦子的故事
强子拦住麦子说，今天碰到你了，一定要到我家去。
麦子说，不了。你看天色也不早了。太阳都落山了。这时候，天色忽然就暗下来。远处的村庄隐在黑色的夜幕里。近处的槐树张牙舞爪如鬼怪。
强子还是拦住麦子说，你真的不去吗？你也太狠心了！我们曾经相好了一场，你都忘记了吗？
麦子看看坐在自行车大梁上的女儿，强子，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我要走，孩子都快瞌睡了。女儿的眼睛眯着，昏昏欲睡的样子。下次吧，下次吧。
谁家的狗吠了两声。强子不见了。
强子是麦子的初中同学，三年里，有两年时间和麦子坐一张桌子。强子人长的细高白净，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名，也就理所当然的是班长。这样呢，强子就成了班上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强子挂在桌边墙上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军绿色帆布书包里就永远不缺了三核桃两枣，还有一捧花生和几颗硬硬的水果糖。但这些小么零碎都没有打动强子的心。强子喜欢和他坐一张桌子的麦子。麦子那次装疯卖傻地倒在他怀里的感觉像一枚钉子深深地嵌在强子的心尖尖上，痛并快乐着。
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强子和麦子走在铺满农民收获的麦草的操场上。鼻子里满是从地里新割回的麦草的香气和操场边上核桃树涩涩的味道。强子很夸张地抽动鼻翼，对麦子说，好香啊，你！麦子的脸在月色里热热的。胡说，是麦子的香。话刚说完，自己倒笑了。我说的是操场上摊开的麦子的香。强子坏坏地笑，反正都是一样的，麦子的香。我再闻闻。说着话，强子的脸就凑近麦子的脸，他用鼻子闻麦子的头发，好香啊！麦子低了头说，刚刚用皂角粉洗了的。强子忽然就在麦子的左脸颊上亲了一口。麦子惊呆了。麦子的左手迅疾捂了她的左脸，她的眼里充满了屈辱和愤怒。麦子的右手毫不犹豫地甩在了强子的左脸上。在夏天有月光的夜里，麦子的右手为了捍卫少女的自尊在强子的左脸上留下五条深深的红红的指印。
强子又拦住了麦子。
麦子，你答应了去我家的。
强子看着强子眼里幽怨的神情，麦子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记着我？
强子始终没有靠近麦子。强子说，我一个人。我很冷。我很孤独。
麦子说，你看我已经有家了。我已经有孩子了。
强子说，我就是想让你去我家看看，去我家坐坐。
麦子说，不了。你看天色也不早了。太阳都落山了。这时候，天色忽然就暗下来。远处的村庄隐在黑色的夜幕里。近处的槐树张牙舞爪如鬼怪。
强子还是拦住麦子说，你真的不去吗？你也太狠心了！我们曾经相好了一场，你都忘记了吗？
麦子看看坐在自行车大梁上的女儿，强子，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我要走，孩子都快瞌睡了。女儿的眼睛眯着，昏昏欲睡的样子。下次吧，下次吧。
谁家的狗吠了两声。强子不见了。
麦子回娘家时，在那个和强子相遇的路口，碰到一个正扛了锄头从地里回来往村庄走的妇女。麦子就问，婶，我向你打听一下，强子的家在哪儿？
那妇女很惊讶地看着麦子，眼里是怪怪的神色。
麦子又说，婶，我是他的初中同学。我们还是同桌哩。
妇女摇摇头，又点点头。喏。在前面村里。从西往东数，第三家。三间土房。
麦子没有去。看看天色不早，麦子看看坐在自行车大梁上的女儿，麦子想，下次吧。下次专门去看看强子。
麦子还没有走到100米，就遇到了初中女同学凤儿。麦子就和凤儿拉开了家常。凤儿说，好长时间不见了。
麦子说，是啊。我初中毕业就回家了。你们上了高中啊。
凤儿说，上了高中也是白上。白白耽搁了三年时间。人家没上高中的同学都挣好多钱了。
麦子忽然问凤儿，强子呢？强子过得好吗？
凤儿很惊讶地看着麦子，眼里是怪怪的神色。
怎么？你不知道！强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麦子的头“嗡”地一声，就是一片空白。好一会儿，她才回过神来。凤儿看见麦子的脸色一下子煞白，知道不好，就扶了麦子的车子，麦子，麦子，你怎么了？
麦子回过神来，就把她两次梦见强子的事给凤儿原原本本地说了。凤儿也是唏嘘不已。凤儿告诉麦子，强子高中毕业，差五分没有够上本科线。补考一年，考上了，家里却没有钱供他上大学。强子回家后，就变的少言寡语。到后来，眼看三十岁的人了，连媳妇都没说下，有一天就上吊走了。
麦子的心颤颤的。麦子的心也慌慌的。
凤儿说，麦子，强子的坟就在路边的坡地上。他一定是看见你了，才给你托梦的。不要怕。我们是朋友。他不会害你的。回家在十字路口给他烧些纸钱吧。他在那边也怪可怜的。
麦子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店买了厚厚一刀火纸。麦子在火纸上写了强子的名字。麦子在烧纸时，告诉强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在那边好好的。
麦子的眼里就有了泪。麦子的心酸酸的。
麦子再也没有见到强子了。
麦子说，我其实还怪想强子的。

江东璞玉创作随笔：
小小说创作有三重境界。每一重境界又分两个部分：阅读和写作。
第一重境界：模仿意识。这一重境界的作者习惯上称为“小小说爱好者”。
阅读：这个层次的作者阅读范围是报纸副刊和末流杂志的小小说。多喜欢阅读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的小小说。更喜欢读“局长”“村长”腐败的小小说。这类小小说读着解气，写着也发泄私愤。
写作：就是看到报纸杂志上的小小说，阅读后，觉得还行。如果恰好看的是不入流的小小说，会在心里说，这就是小小说啊，我也能写的。
第二重境界：发表意识。这一重境界的作者习惯上称为“小小说作者”。
阅读：有意识地去阅读经典小小说，阅读小小说时不再注重故事情节，而是找出作者叙述语言的个性特征、小说切入点的选择、作品构架的处理、结尾的艺术，甚至作品中蕴含的知识含量等。这个层次的作者阅读中更看重的是成功作品之所以成功的秘笈。
写作：这个层次的作者在创作中有自己的叙述方式和构架作品的能力。
第三重境界：经典(精品)意识。这一重境界的作者已经是“小小说作家”了。
阅读：谢志强说“我一直偏爱阅读外国、特别是当代外国小说”。他们从那里吸取营养，又不拘于这些已经定性的宝典。在消化的基础上重新创新。
写作：创新、实验是这个层次作家的最显著特色。在这个层次的作家中，小小说就不仅仅是讲一个故事。而是这个故事之外所承载的使命。小小说的写法也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寻找多种可能性。更主要的是他们文本里的历史、文化、忧患意识。这个时候，小小说就不纯粹是“艺”了，而有了一种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