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与奠基人——论陈贤茂教授的学术贡献

内容提要：陈贤茂作为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和拓荒者之一，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与开拓性的研究实践，构建了该学科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他在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学术平台的建设以及文学史的撰写方面不仅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搭建了基本框架，更为后续的学术探索指明了方向，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石。陈贤茂的学术贡献不局限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精神，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拓荒者；奠基人

在当代中国学术版图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海外华文文学已成为一门备受瞩目的学科。它不仅拓展了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更在全球化语境下，为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传播与变异提供了独特视角。陈贤茂无疑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与奠基人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便投身于这片学术荒原，以非凡的学术洞察力和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开启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纪元。历经40余载的辛勤耕耘，他的学术成果不仅奠定了华文文学学科基础，更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铺就了坚实道路。

陈贤茂教授

一、开疆拓土的

学科奠基人

陈贤茂是“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最初的命名者，也是该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1983年3月，两篇偶然读到的文章，为陈贤茂打开了学术研究的新视野。他从报刊上读到萧乾的《救救新马文学》和《为新马文学呼吁》这两篇文章，为他打开了窥见海外汉语文学创作的一扇窗户。这一发现对陈贤茂而言，无异于找到了汉语文学研究的“新大陆”。当时的中国内地，学界的目光大多聚焦于本土文学与台港文学，对海外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创作几乎无人问津，相关研究一片空白。萧乾的文章让他意识到，这些散落在海外的汉语文学作品，同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表达。出生于泰国的陈贤茂，血液里一直流淌着海外华侨基因，这些海外华文作品对于他而言，无比亲切。于是，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若将来条件允许，一定要转向这一未被开垦的领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1983年9月，陈贤茂从海南调回家乡新办的汕头大学工作。因为是新办的学校，汕大图书资料非常缺乏，研究条件也非常简陋，原本的现代文学研究方向几乎难以为继。在迷茫与为难之际，他想起了那份关于海外汉语文学的触动——既然现有条件难以支撑原有研究，何不利用有限的资源，开拓全新的路径？于是，1983年10月，陈贤茂给汕头大学领导写了一份《关于建立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初步设想》，第一个提出“海外华文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名称。一开始，他曾考虑是否叫“域外汉语文学”，主要受1979年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曾敏之文章《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影响，后来他想到“华文文学”一词在东南亚地区已经通行，所以斟酌再三，还是提出了“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名称。并且，他还给“海外华文文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1]即“海外华文文学”指的是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一定义，逐渐被华文文学研究界广泛认可。

我们知道，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台湾文学研究禁区率先被打破。1980年，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一批学者率先开展了对台港文学的研究，暨南大学与广东社科院还专门设立了台港文学研究机构。1982年在暨南大学、1984年在厦门大学分别举行了第一、二届台港文学研讨会，不过此时还未将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研讨会的内容。1986年在深圳大学举行第三届台港文学研讨会，因海外前来参加的华文作家与学者较多，大家认为需要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研讨范围，因而将会议名称扩大为“第三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从此，“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名称开始深入人心，一大批研究者开始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实际上，早在1984年2月，陈贤茂已经在汕头大学成立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专门开展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研究机构，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研究从个人探索走向了有组织的系统开拓。自此，以陈贤茂为代表的汕头大学团队以筚路蓝缕的精神，在这块“处女地”上拓荒耕耘，为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首届台港文学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1985年9月，陈贤茂还在省市和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创立了《华文文学》杂志。正如陈辽在《新学科奠基人多笔致散文家——读评〈陈贤茂自选集〉》一文中所说：“在他创办主编的《华文文学》这份杂志的试刊号里由他执笔的《编者的话》中秦牧撰写的《代发刊词》中，都有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阐述，标志着‘海外华文文学’这个新学科的新词已正式走进了中国的传播媒介。《华文文学》出刊后，中新社发了消息，香港和海外20多家报刊作了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影响。（按：1990年，江苏创办了《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8年，该刊改名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从此，《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成为中国内地研究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两家著名刊物）。”[2]可见，陈贤茂在《华文文学》试刊号“编者的话”中，以“语种”为界定标准阐述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是大陆出版物中首次清晰明了地对中国大陆以外的汉语文学进行正式命名，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学者对华文文学的独特存在及其与中国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的差异形成基本的学术认知，具有深刻的学术启发价值，标志着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初具雏形。

此后，陈贤茂还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特点及发展前景》等一系列文章中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这一概念做出更为精准的阐述，形成了以“语种”为界定标准的范式。但是，关于“语种的华文文学”在新世纪初却发生了一场颇为激烈的论争，通过论争，人们对所谓“语种”的“海外华文文学”了解得反而更加清晰。2002年2月，当时汕头大学4位中青年学者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等在《文艺报》上联名发表了《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开篇就认为华文文学(这里专指中国大陆以外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获得的繁荣景象只是一种量的积累，缺乏理论的提升，实际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在我们看来，支撑目前全部华文文学研究活动的基础性观念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而这种‘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充其量只是一种常识化的观念，它过多地注重了华文文学作为文学现象的外部情况，即，它过分地强调了后者的语言学表象，从而绕过了对其内在的本质属性的追问。这有悖于追求深度、向着研究对象本身内部掘进的学术研究之天性，从而必然造成了华文文学研究的困境”。[3]进而他们提出用“文化的华文文学”来取代当前的“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它不但抛弃研究活动中不被觉知的族群主义‘阴谋’，而且完全放弃对华文文学语言学种族属性的强调和理论建构，转而对华文文学作为一种自身统一的文学现象的本质属性进行深入的思索和研讨”，[4]试图厘清华文文学学科的属性和定位。文章发表后，震动了华文文学研究界。陈贤茂看到这篇文章后也极为震惊，虽然当时他已退休，还是撰写了一篇《评〈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发表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2期，随后《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予以转载。对于4位同事在文章中开篇就全盘否定20年来的华文文学研究成绩十分不解，认为他们这是杜撰了一个“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又给这一概念加上了种种罪状：“被灌入民族主义的文化因素和时代情绪”，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族群主义阴谋”。然后，他们又生造了一个“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出来。在陈贤茂看来，不管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还是“文化的华文文学”，都让人一头雾水，“如果剥开那些拾西方文化牙慧的佶屈聱牙的语言外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用明白简洁的语言表述出来：凡是把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的研究，就是‘语种的华文文学’；凡是把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割裂开来进行的研究，就是‘文化的华文文学’”。而且，其中对于华文文学没有作细分，因为这里的华文文学实际上包含了“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两者有相当大的不同，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区分。陈贤茂在文中质问道：“吴、彭等人无意于公平竞争，强迫别人跟他们一起‘去中国化’，否则就给你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华文文学研究只能按照吴、彭等人的指挥棒，去研究什么‘独立自足的存在’，而不能研究华文文学与各种文化的联系呢？”[5]

随后，刘登翰也发表了《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进行回应，认为4位学者联署的文章只是笼统地把语种写作等同于文化的民族主义，从而提出以“文化的华文文学”替代“语种的华文文学”，将中国大陆20年来华文文学研究都一概否定；这种粗暴和简单化分析的背后，不仅是学术态度的失慎，更是理论观念的失范，因而需要对华文文学的命名、依据与学科定位重新审视，打破陈旧、单一的研究模式，寻求新的理论资源，比如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建构符合华文文学自身特质的理论体系。[6]

虽然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问题至今国内外学术界还见仁见智，未有真正定论，但我们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相对于其他各种命名如“华人文学”“华裔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域外汉语文学”等还是较为科学的。2007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和2009年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两本文学史教材相继出版，在学术概念界定中沿用了陈贤茂以“语种”为界定标准的方法。可以说，陈贤茂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尤其是基础性的学术判断，为后继研究奠定了重要学理基础，也为这一崭新学科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饶芃子、杨匡汉主编

《海外华文文学教程》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从偶然的启发到主动的开拓，从概念的提出到学科的奠基，陈贤茂不仅为“海外华文文学”赋予了清晰的名称，更以持续的努力推动这一领域从边缘走向中心，为中国大陆学界打开了一扇观察海外华文创作的窗户。他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演变，为跨文化文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高瞻远瞩的

平台建设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贤茂在汕头大学成立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内地最早成立的涉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机构。依托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陈贤茂又创刊了《华文文学》杂志。从此，汕头大学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和《华文文学》杂志，成为华文文学传播和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为中国大陆学者与华文作家在海外华文文学传播及研究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架起了一座桥梁。

《华文文学》自1985年创刊至今已走过40多载，见证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萌芽起步到茁壮发展，可以说它不仅是一份杂志、一个学术平台，更是一部生动的学术史，让我们得以真切感受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演变。在《华文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呈现出的示范性效应背后，是以陈贤茂为代表的历任主编开拓进取的勇气、持之以恒的韧性和辛勤耕耘的付出。1985年4月《华文文学》试刊号出版，陈贤茂在《编者的话》中提到了各界人士对《华文文学》的创办予以大力支持：“本刊的创办，得到上级领导和海内外作家们的热情支持。吴南生同志为本刊题写刊名，本刊顾问萧乾、杨越、秦牧、夏衍、黄秋耘、曾敏之等同志或应邀撰稿，或为本刊审稿，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7]

《华文文学》试刊号

在学术研究的场域中，文学期刊从来不是被动的“成果载体”，而是兼具“研究对象”“交流桥梁”“学术阵地”与“学科平台”的多重主体。它既记录着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动态轨迹，更以编辑的主体性介入，参与甚至引领学科方向的建构。陈贤茂创办《华文文学》杂志，主要原因还是相较于当时的台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地带”。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分布于东南亚、欧美、澳新等多个区域，不同地区的华文刊物出版分散、流通有限，且多以地方语言与中文混杂的形式呈现，中国内地学者难以系统收集和整理研究。陈贤茂曾在访谈中提到：当时他们团队每天都在为找资料发愁，想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只能从华侨报纸上剪一些零散的文章；想联系海外作家，连一个准确的地址都没有。所以就萌发了不如办一份刊物，作为与海外作家交流的渠道，把收集到的作品、资料、撰写的评论集中发表，为学界提供一个参考。

这一想法的落地，便是1985年4月《华文文学》试刊号的诞生。从筹备到出版，陈贤茂先生始终以“解决学科痛点”为核心，他亲自联系海外华文作家个人及协会，向东南亚、欧美等地的华文作者发出约稿信；带领团队整理散落在各地的华文文学资料，将其转化为刊物中的“史料专栏”；甚至在刊物的命名上，特意避开“台港”的单一指向，以“华文文学”为名，暗含“覆盖全球华文创作”的学术志向。可见《华文文学》的创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份普通的文学刊物，而是陈贤茂先生为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破局”而打造的学术平台。它既承载着“资料积累”的基础功能，也肩负着“凝聚共识、建构学科”的深层使命。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期刊市场，正经历了一场通俗化浪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大量文学期刊为追求发行量与经济效益，纷纷转向通俗文学领域，比如《故事会》以民间故事与短篇通俗小说为核心，发行量突破千万；《今古传奇》主打武侠、传奇题材，成为大众读者追捧的热门刊物；即便是一些原本定位学术的期刊，也开始增设“通俗文学专栏”，试图在学术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在这股浪潮中，《华文文学》编辑部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有人提出“适当增加通俗作品比例”，通过刊登海外华文作家的言情、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提升刊物印数，缓解出版经费压力。面对这一争议，陈贤茂明确提出“学术优先，拒绝通俗化”的办刊原则。他在编辑部会议中经常强调，如果《华文文学》也走通俗路线，那么就和市面上的其他通俗刊物没有区别，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学术特色，更是对学科的责任。华文文学研究刚刚起步，学界需要的不是一本“好看的杂志”，而是一份能提供资料、启发思考的学术载体。这一选择背后，是陈贤茂对“学者办刊”本质的认知：学术期刊的价值不在于“发行量”，而在于“学术贡献”，它应当成为学科的“灯塔”，而非市场的“追随者”。

为践行“学术优先”的定位，《华文文学》从两个维度构建了独特的传播视野：一是“海外为主，台港兼顾”的地域视野。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港文化热”中，大多数文学期刊都将重点放在台港作品上，认为其“更贴近大陆读者审美”。但陈贤茂意识到，台港文学虽与大陆文学同根同源，但本质上仍属于中国本土文学的分支，而“海外华文文学”则是华文创作在跨文化语境下的独特形态，更能体现“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内涵。因此，《华文文学》从试刊号开始，就刻意调整了作品的地域比例，如试刊号共刊载13篇文学作品，其中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7篇（占比53.8%），台港作家作品5篇（占比38.5%），另有1篇来自北美华文作家。这些东南亚作品中，既有马来西亚作家方北方的乡土小说《侨乡月色》，也有新加坡作家尤今的散文《赤道听雨》，涵盖了不同题材与风格，展现了东南亚华文文学“扎根本土、融合多元”的创作特色。这种“海外优先”的选择，绝非偶然的比例调整，而是陈贤茂对学科边界的主动界定。通过大量刊载海外华文作品，《华文文学》首次在大陆学界面前呈现了“世界华文文学”（涵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完整图景。它不仅包括台港更包括东南亚、欧美、澳新等不同区域。这些区域的华文创作，既带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又融入了当地的多元文化元素，形成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文学风貌。《华文文学》对这些作品的集中呈现，让中国内地学者意识到：世界华文文学不是“单一整体”，而是“多元共生”的集合，这为后续华文文学学科“分区域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文文学》试刊号刊登

於梨华小说《再见，大伟》

二是“评论与作品并重，理论与创作同行”的内容视野。与同时期多数文学期刊“重作品、轻评论”的倾向不同，《华文文学》从试刊号起就确立了“作品+评论+史料”三位一体的内容结构，并通过专栏设置强化其学术属性。刊物初期开设的“作家剪影”“作品评析”“论坛”“海外来鸿”“台港文讯”五个核心专栏各有其明确的学术功能：“作家剪影”以传记式写法介绍海外华文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历程，为后续的作家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作品评析”聚焦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作品与新作，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分析其主题、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论坛”针对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展开理论探讨，为早期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路径指引；“海外来鸿”刊登海外华文作家、学者的书信、创作谈或学术随笔，成为内地学者了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窗口”；“台港文讯”系统整理台港地区文学的出版、展览、学术会议等资讯，如定期发布“台港文学新书目录”“台港文学研讨会综述”，为学者提供了及时的资料参考。这种专栏设置的背后，是主编陈贤茂对“学术期刊功能”的全面理解，《华文文学》不仅要“呈现成果”（作品、评论），还要“提供资料”（作家剪影、文讯），更要“引导方向”（论坛）。通过“创作——评论——史料”，《华文文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学术联动生态。读者既能通过作品感受华文文学的创作现场，也能通过评论深化对作品的理解，还能通过史料与资讯把握学科的整体动态。这种生态，恰好满足了初期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无到有、从散到整”的学科需求。当然，随着发展的需要，21世纪之后，《华文文学》转型为学术性刊物。

一直以来，陈贤茂都认为优秀的学术编辑不应是被动的“稿件筛选者”，而应是主动的“学术策划者”。他们既要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捕捉学科前沿，也要以“兼容并收”的胸怀搭建对话平台，更要以“问题意识”引领研究方向。在担任《华文文学》主编的十多年间，陈贤茂通过选题策划、栏目创新与主体介入，将编辑的“隐性作用”转化为推动学科发展的“显性力量”，成为高瞻远瞩的平台建设者。

三、博学谦逊的

文学史专家

如前所述，陈贤茂率先提出“海外华文文学”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犹如一声春雷，打破了学界对海外华人文学混沌的认知状态。在此之前，海外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被分散在不同的研究范畴，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视角，如有些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有些放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等。“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界定，明确了研究对象是以海外华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为核心，涵盖了东南亚、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创作，正朝着独立建构学科的方向而努力。

为了进一步构建研究体系，陈贤茂倾注大量心血，带领团队成员吴奕锜、陈剑晖、赵顺宏等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约60万字，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这部著作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也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首部系统性文学史著作。在此之前，1991年赖伯疆的类文学史著作《海外华文文学概观》（约26万字）业已问世，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朝着学科建构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陶原珂于1995年发表《由薄到厚的两部海外华文文学整体研究著作》一文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全方位对比。《海外华文文学概观》的篇章设置，根据各地华文文学的发展程度和区域特点，设置了“亚洲华文文学”“美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大洋洲和非洲华文文学”等为核心的4章，分节概述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主张、文学社团、文坛活动、文学刊物等的基本情况，并将一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基本情况和创作特点的单独介绍融会于概述之中。《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则显得更深入了一步，一是以大量的作家专论为主，全书共10章56节，一个作家一节或二三个作家一节的作家专论占42节（共63位作家）；另外，日本华文文学仅以蒋濮专论立章。对欧洲各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华文文学，均设专节讨论个别作家，并不概述其他作家的活动和创作情况。二是在国别华文文学概述之外，又设置了对部分国家某些华文文学体裁发展特色的纵论，如“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新马散文掠影”“泰华散文”“菲华小说”等。三是从海外华文文学较多受到西方现代文学潮流影响的实际出发，吸收西方现代诗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用以分析华文文学的发展和华文作家的创作倾向、阐释作品的艺术特点。作者认为“这两部一薄一厚的海外华文文学整体研究著作，在‘存’与‘舍’的处理上互有短长，可以看作是互补的。两书相比，《概观》虽薄，其长处却在于‘存’，所记人、事、著述的量（尽管不全）和范围甚至超过了《初编》，所记述的文学的团体、文学活动、戏剧以及华文文学的国别范围，均为《初编》所不及”。[8]

陈贤茂等合著

《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

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陈贤茂等合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的出版发行，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否定的，为今后写出更为成熟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整体性著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该著作时空跨度大，主要以国别为单元，以史为线索，侧重推介论析不同体裁、流派、风格作家作品，该书被视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新学科建立的标志”。[9]古远清将其特色归纳为“理清了‘华文文学’的内涵”“突出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覆盖面大，几乎华文文学较为繁荣的国家都有涉及”“对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过程的叙述，建立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上”“对作家作品的细腻而生动的分析，改变了文学史著作中常见的平铺直叙地陈述史实的做法”[10]等。《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也因其“学术上的开拓精神和探险精神”[11]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不足之处还是较为明显的，比如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华文文学未能被编入册，如越南、柬埔寨、缅甸等；此外有些重要的作家作品也未能在文学史中得到重视，澳大利亚地区的华文文学在该著作中也无人问津；也有学者指出《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稿》中“把日本华文作家蒋濮作为日本华文文学的代表是否恰当也可商榷”[12]；甚至有些学者还认为其“史的论述太少且缺乏系统的连贯性，而作家的评论过多”“没有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地域特征”“主观论述太多，而客观陈述又太少”[13]等。

事实上，陈贤茂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只是他的一个尝试，重磅作品乃是1999年他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4卷本（约200万字，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问世。1996年，陈贤茂率领团队奔赴新马泰三国进行实地考察，与当地华文作家开展座谈，并在当地华文报纸上发布征集作品和资料的启事。另外，还向全球有华文创作的国家和地区发出作品和资料的征集启事。经过大量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1999年，共计17名以汕头大学师生为主的写作团队辛勤付出，200万字4卷本巨制《海外华文文学史》出版了，弥补了《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的不足和遗憾，彰显了以陈贤茂为代表的汕头大学团队的学术担当。4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诞生、发展与现状的梳理论述更加全面系统，而且深刻阐明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14]正如古远清所言：“从‘初编’到‘正编’，记录了这门学科在艰难中跋涉前进的足迹。”[15]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的修订完善本，《海外华文文学史》在编排体例上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遵循文学运动、思潮和流派概述加主要作家论的形式，但个体评述的作家已由原来的66位扩充至274位，还不包括在“其他华文作家”中简要评述的80多位。因此，陈贤茂在《海外华文文学史 （第四卷）·后记》中信心十足地说：“被遗漏的重要海外华文作家当然还会有，但是不多了。”[16]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

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

毋庸置疑，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大陆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20世纪末到达了一个新高度。该著作规模宏大，具有一定史论深度，是截至目前涵盖范围最为广泛、规模最为巨大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可谓是陈贤茂的扛鼎之作。该书无论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还是具体微观的分析论述都称得上是20世纪国内海外华文文学史著作中的佼佼者。《海外华文文学史》因此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同时也确立和奠定了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在大陆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该著作的出版在国内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并得到较高评价，王世诚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史》不仅是“迄今为止对海外华文文学一次阵营最整齐、最庞大的展示”，[17]而且“在做够了资料功夫之后，依然还能坚持某种批判性的研究，与传统的研究相比，具备了一定的突破性”。[18]

《海外华文文学史》虽然好评如潮，但质疑声一直不断，其确实也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比如关于“新马华文文学”这一块，就遗漏了相当重要的“马华新生代”作家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遗憾。而且，思潮背景加作家评论的史料长编式框架，简明清晰却流于简单化，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向更深的理论层面转化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史料难以搜集和整理较为困难所造成的，仍有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还未收进文学史，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陈贤茂曾多次说过，新世纪之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相信不久之后一定会有学者写出一套新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以弥补《海外华文文学史》的缺憾。

另外，经过40余年的发展，陈贤茂创立的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术重镇。该研究中心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但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还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研究论文。在培养青年学生和提携年轻学者方面，陈贤茂更是口传心授，其谆谆教诲在不少年轻学子心中播撒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种子，不少学子在其影响下走上了华文文学研究的道路。特别是在4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他大胆吸收年轻的硕士生如许燕、朱文斌、胡贤林等加入写作团队，在实践中锻炼了他们的文献检索、数据分析、论文撰写等学术能力。

陈贤茂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令人瞩目，尤其是其提出的海外华文文学概念、学术平台的搭建以及文学史的撰写等不仅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搭建了基本框架，更为后续的学术探索指明了方向，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石。陈贤茂的学术贡献并不局限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精神，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朱文斌，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收录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6年第3期）

来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